中外对话编发了之前与江教授讨论的稿子，在伯克利主持分会的时候也借机稍为介绍了一下，原文是在巴厘会议之前写的，等发出来之后，巴厘岛已经收获一张路线图，而接下来呢？原文标题是《危机与选择》，改成《平等与行动》，平等是坚持的原则，对己对人都讲平等；而行动自然不必说了，路线图的“路”在脚下，交锋之后各国还是要落到实处。删节容易阅读，但还是难以尽意，现把原文贴出，留作讨论。感谢江教授的创见启发，也感谢PJ的意见，Lucky和鉴强的修改。特别感谢BB同学对本文一字一句的滚动修改。
气候变化是人类文明发展到工业革命以后，由于人类大量使用化石能源、不可持续的经济开发造成的恶果，这表明西方现行的经济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要发挥领导力，是要寻求人类发展模式的转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之一就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这一思想应用到气候变化问题上就是要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也将是中国对于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应坚持“平等”原则为主。二十一世纪不是美国的世纪，二十一世纪也不是中国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平等的世纪，是世界和谐共存的世纪。而气候变化却威胁到了人类的共存，中国不能脱离世界而存在，中国需要和平发展的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而存在，世界需要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因此，面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中国和世界需要平等的对话和行动。中国的全球领导力，也是要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有力践行。
来自国内外的双向压力，都要求中国对气候变化做出积极反应采取实质行动。因此，可以说中国的气候变化政策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从国内来看，中国人口和资源的矛盾依然十分严峻，持续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的排放也快速增长——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可能非常巨大：首先，中国是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新兴大国，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对能源资源需求旺盛，而经济增长的支柱之一是出口导向的资源和产品，这种经济结构也使得大量减排非常困难；同时，中国还有大量的贫困地区和生态脆弱地区，对气候变化非常敏感；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生产和气候变化密切相关。
从国外来看，气候变化政府间委员会（IPCC）发布了第四次评估报告，气候变化的威胁被更多科学事实所证实，联合应对气候变化挑战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政治家、企业家和社会各界的共识。巴厘会议的召开，将确定后京都谈判的路线图，而在气候变化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的背景下，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同时也是排放大国将受到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
面对国内外的巨大压力，中国在气候变化这一问题上是继续“被发达国家牵着鼻子走”的被动应付还是“战略应对冲出重围”的主动应对？笔者在此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和争辩。
多种机制启动程序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先生为巴厘会议撰文指出，巴厘会议将是启动后京都“程序”的重要安排。而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也将进入“程序化”的时代。启动程序意味着中国需要继续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以及《京都议定书》的双轨运转，同时也应积极主动的寻求其它多边或者双边机制，作为“双轨”的补充，甚至可能成为推动双轨正常运转的重要动力。
第一，D6多边机制。D6与G8对应，意指六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即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南非和印度尼西亚。这六个主要的发展中国家，虽然目前G8＋5八国集团同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五个发展中国家已经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开展了相关的对话与合作。但发展中国家需要在D6的平台上更多的沟通和合作，才能在与发达国家的谈判中取得更有利的地位。
第二，中印对话。中国和印度作为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大国，在人口、经济、文化等方面有很多共同的特征和诉求。中印两国的经济都以10％左右增长率的高速增长，两国也面临排放增加的挑战，世界能源署预测2007年中印两国的排放总量占到了世界排放上升总量的1/3。因此，中印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与协调，将是气候变化谈判和气候合作中的至为重要利益相关方。
第三，中欧、中美、中澳等双边机制。欧洲在清洁技术等方面走在前列，对气候变化也非常重视，中欧气候变化伙伴关系将加强双方在气候变化和能源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但至今未签署《京都议定书》，不过最近美国国内针对气候变化问题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澳大利亚非《京都议定书》签署国，但新任总理表示有签署议定书的计划。通过中美气候变化伙伴计划，中澳气候变化伙伴计划等，中美、中澳的合作将有新的广阔前景。
因此，利用巴厘会议对于后京都谈判的推进，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和《京都议定书》的双轨框架下，发挥现有G8+5、APEC等国际组织的作用，深化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伙伴计划、氢能经济国际伙伴计划等合作，积极利用多边和双边机制，如D6、中印对话，中欧、中美、中澳等双边合作机制结合，将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寻求可持续发展创造一个相对灵活有益的环境。
把握主动应对挑战
从已有的谈判进程看，中国政府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发展诉求，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同时强调“历史排放”的问题，以及中国的“生存排放”和“发展排放”和部分西方国家的“奢侈排放”的重要区别。最近，“出口型排放”责任的分担也备受关注。虽然这些问题都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需要强调和解决的问题，但是，如果中国政府改变以防守为主的做法，采取积极主动的战略，就可能打破“减排还受批评”的尴尬局面，为中国赢得更多国际社会的理解、尊重和支持。
笔者以为，积极主动的战略应该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
首先，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中国寻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机遇。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责任，各国都非常重视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而温室气体减排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和部门，以“节能减排”作为重要线索，可以作为中国寻求“低碳发展道路”，充分发挥国际和国内优势，利用气候变化谈判衍生的CDM等国际机制，挖掘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实现“又好又快”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机遇。
其次，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外交主动性，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崛起，已经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关注和重视，但同时，“中国威胁论”以及“价值观外交”等论调依然不乏市场。以气候变化为核心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领域和课题。积极主动的应对气候变化，承担大国责任，发挥全球示范作用，以上言论不攻自破，对于树立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将非常有帮助。
下面从应对气候变化的减缓、适应、技术和资金四个核心方面分别阐述，旨在提高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动性、灵活性和战略性。
减缓必行
减缓是现行应对气候变化最为紧急的对策。
中国在世界排放体系中的比重和地位迫切要求中国必须切实减少排放。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来一些约束性指标，如到2010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10％（不包括温室气体），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供应结构中的比重提高到10％。《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新增了气候变化的内容，国务院也通过了“三个方案”和“三个办法”具体执行节能减排，这都是中国在气候变化上的行动和贡献。
而如何变政治压力为有效机制具体执行仍是需要进一步探讨和解决的问题。在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格局中，中国有必要考虑长期的减排安排，并在如何减缓等战略问题上提出合适的建议。如欧盟提出到2020年在京都议定书规定1990年基础上减少20％，欧洲各国分别制定自己的定量减排目标，定量减排是减缓能得以有效约束的重要方法。
在综合考虑历史排放、发展排放和转移排放等因素下，中国适时提出适合中国特点的减缓安排，如是否表明人均排放到某一标准后制定定量排放减少比例或限额等等。如此限额定量的目标，将增加中国决策的透明度和预期性，将是中国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举措和具体体现。当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仍然是需要坚持的原则。
适应并重
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随着《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的发布逐步变得清晰。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较大；而中国面积广大的贫困地区、生态脆弱地区，受到气候变化的挑战尤其大。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对能源的需求持续增长，中国GDP增长38％依靠出口，研究表明，出口产生的排放占中国排放总量的23％。因而，气候变化对于中国的生态、社会、经济系统的影响不可小视，而适应也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必须行动。
中国提出到“十一五”实现森林覆盖率达到20％，新增改良草地2400万公顷，治理退化、沙化和碱化草地5200万公顷，实现90％左右的典型森林生态系统和国家重点野生动植物得到有效保护，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国土总面积比例达到16％左右，治理荒漠化土地面积2200万公顷。这些为了环境保护而设置的目标，却可能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而变得复杂，因此，需要增加对于气候变化的适应。
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是非洲一些相对贫困国家、最不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小岛国家。从全球来看，中国还应该帮助这些国家和地区开展适应气候变化的努力。尤其是在人口和资源的矛盾加深的背景下，中国在全球寻找资源的同时，如果能把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和当地的可持续发展、资源开发、经济开发结合起来，既是共赢关系良性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大国责任的体现。
技术需求
无论对于减缓还是适应，技术和资金都是最为基本和重要的保障和支持。
在中国现阶段，化工、钢铁、水泥、建材等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行业，以及能源效率和节能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氢能和燃料电池技术，清洁煤炭技术、碳收集和埋存技术是环境友好技术需要重点突破的行业和领域。归结到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上，技术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但是最重要的解决途径。
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需求当中，有技术扩散、技术转让、技术到位、技术开发、技术联合开发、技术合作等不同的方法，我们应该根据不同的技术具体的特点和需求，重视它们在各个行业和领域的综合应用。并且，同一技术在不同发展阶段也有不同需求，这些方法也应该得到综合应用。
同时，从技术可获得性来看，很多技术在发达国家已经相对成熟。虽然一直存在知识产权、贸易壁垒等问题，但在技术合作和开发上，也有一些国际机制的安排和双边计划的协助，但中国对于自己的技术需求尚不明确，对各类最急需的技术缺乏清晰明了的认识。此外，考虑适用性和经济性，最先进的技术不是一定是对中国最好、最适合的技术。因此，归口行业和领域的技术清单，以及寻求共赢的技术合作机制是技术需求的关键词。
资金保障
2007年10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截至2007年10月底，发展改革委已批准了885个CDM项目。这些项目如果都能成功注册，根据合同转让的减排量总计约为1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转让收益总计约150亿美元，其中国家提取用于基金的金额将超过30亿美元。30亿美元相对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需求只是很小的一个数字，但却是一个很重要的起点——因为这是第一笔将专门用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
从国内看，气候变化的资金保障应该争取得到国家预算资金和专项资金的支持。其中，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管理和创新，以及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减缓和适应需求等应该纳入国家重点预算。对于需要重点突破和紧急解决的问题，应该给予专项资金的支持。
从国际看，应该坚持多边基金和双边基金的结合。在文中第一部分已经谈到多边机制和双边机制对于启动程序、寻求多解的重要性。而在资金上，多边基金和双边基金同样重要，多边基金影响力较大，但管理协调较为困难；而双边基金相对较好操作，但可能投入不足，作用有限。斯特朗先生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来联合国应该为气候变化提供一万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应对气候变化。
总之，我们应当利用现有机制，争取可能的资源，为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提供保障。
切实行动建立示范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领导力必须通过行动来体现。气候变化的紧急性及其灾难性的后果不容等待，只有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积极应对，中国不缺乏发展的动力，但是缺少成功的案例。那么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到底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去做？笔者在不同场合都提出了“中国特色、世界影响”的行动计划——通过建立典型案例、加入世界的网络和示范，进而推动全球性的广泛行动。
在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中，中国可以建立并加入全球50个零排放社区的示范。社区是人类社会最基本和重要的单元，在零排放社区中全部使用清洁可再生能源，但寻求不同自然基础、经济水平、文化形式乃至宗教信仰条件下，融合资源节约、循环经济、建筑节能、规划设计等手段，为应对气候变化进行探索示范。加入全球对于社区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网络，是中国与世界增强了解，联合行动的重要基地，同时也是中国为世界贡献自身智慧的平台。
再如，中国应当重视自然保护领导力和社区领导力的培养。针对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发展循环经济，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落实在基层，最难在执行。要实现经济的开发和环境的平衡，生命力在基层，对基层要进行培养和训练，使得应对气候变化、寻求持续发展的全球观和领导力在基层得以生根，才构成和谐共存的动力基础。
通过以上两个例子，旨在说明“跳出中国来看中国”、行动示范对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我们提出来21世纪的中国要为世界做点事情，应该从世界的角度来考虑中国和中国的问题，寻找世界的资源，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承担世界格局中中国应当承担的责任。而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积极探索和成功经验，也将成为对世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贡献。
危机还是转机？
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对于人类社会是一场空前的危机，但因为认识到危机的存在而催生的改变恰好是人类伟大转折的开始：应对气候变化，促进清洁可再生能源的使用，鼓励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使得人类走向更为可持续的生产和发展模式。
中国曾经成功的应对非典的危机，中国也善于把威胁转化为机遇。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有利于技术的引进和创新，促进知识产权保护和创新基础结构的建立、创新文化的形成。由气候变化衍生的商业机会，将吸引投资并催生自发的市场力量以实现上述目标，推动中国经济从以制造为主的传统经济模式向以创新为主的知识经济转型，进而增强政府透明度和推进法治进程，成为体制改革和经济转型的重要动力。
从全球来看，气候变化也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而是成为一个区域和全球的“安全”问题。因此，在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中，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参与全球平等对话和联合行动，主动承担应有责任，发挥全球领导力，贡献中国的智慧和行动，从长远来看，也将有利于中国化气候危机为气候机遇，真正走向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成为一个受世人尊重的发展中大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