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和行动2

各地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挑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海滨博士曾用三个维度来解释各国的行动选择，即一个国家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越大、减排的成本越低和国际压力和责任越大，这个国家就越需要采取积极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这是分析各国行动选择的一个视角，各国由于情况各异，利益不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对策和行动也有差别，但正因为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所以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携手应对。

欧盟

欧盟是气候变化的领导者。在发展路径上，欧盟强调可持续发展，倾向于环境友好、高技术含量的发展道路；在价值层面，欧盟更加珍视平稳与均衡，勇于承担国际历史责任；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欧盟则更加强调多边协作及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欧盟提出必须在2050年之前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一半，把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范围内。2007年3月，欧盟各成员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单方面承诺到2020年将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至少减少20%。

同时，欧盟努力在摆脱核能发电的同时确保温室气体减排，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性能源的比重大幅增加；欧盟建立起了更有利于环境的交通系统，努力摆脱汽车依赖型的社会；欧盟最早征收碳税、能源税等，不断运用价格机制取得相应成效；欧盟还努力通过废弃物循环利用，建立抑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循环型社会；同时，欧盟在国土计划、地域计划、都市计划中都引入了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和标准。这些，都使得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发挥了全球领导力的作用。

此外，欧盟还建立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利用碳权交易等市场手段来达到温室气体减排的目的。2005年，欧盟碳市场交易量已达3.21亿吨，碳交易金额为79亿美元；2006年，欧盟碳市场交易量快速上升为11亿吨，该年全球碳交易总额300亿美元，欧洲排放权交易就占到了244亿美元。目前，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并将在全欧盟范围内使用单一的温室气体排放上限限额，而不是各成员国在减排计划和配额方面各自为政，因此，已经成为欧盟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的重要基石。

美国

美国因为退出《京都议定书》而成为众矢之的，当初布什总统给出的借口，一是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二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未承诺减排。需知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和历史排放国，人均能耗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对于美国这一做法，不光是国际社会表示谴责，就是在美国国内，地方政府和企业界也纷纷自愿采取有利于保护气候的政策与措施，2006年，加州通过《全球温室效应治理法案》，提出到2020年，加州温室气体排放减少25%，控制在1990年的水平，同时联合西部各州签署《气候变化联合行动纲要》。在西北部也形成了区域的碳交易市场。

2008年11月4日，民主党奥巴马当选新一届总统，在其竞选过程中，曾承诺在新能源和气候变化上采取积极措施，他表示“绿色岗位”和“应对气候变化计划”是一个中长期的解决方法，还计划在十年内投资1500亿美元开发使用清洁能源。美国国会对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多种方案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探讨，白宫也在人民日益高涨的舆论压力下，开始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在这样的条件下，美国有望开始调整其气候变化政策，并重新回到国际社会联合应对气候变化的轨道上来。

其它发达国家

2007年3月，英国政府13日公布一项“气候变化法案”草案，确定到2020年英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要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6%至32%，到2050年减少60%。在气候政策领域，英国的《斯特恩报告》也非常有影响力，该报告从经济学的角度着重论述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强调只有尽快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才能避免全球升温超过2℃可能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且减排成本并不高。

日本在气候变化行动上也非常积极，《京都议定书》就是在日本签署的，日本对此非常自豪。2002年3月日本重新修订《地球温室化对策推进大纲》，同年6月正式批准《京都议定书》。为实现温室气体减挑的战略目标，日本也采取一系列措施，希望“环境与开发两立”。2008年，日本提出到2050年要将本国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60％至80％，日本还将出资12亿美元，参加支援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基金。

澳大利亚一度和美国一样是京都议定书的“麻烦制造者”，因为两者先后退出京都议定书，但2007年12月3日，澳大利亚新任总理陆克文当选的第一天即宣布澳大利亚重返京都议定书，并形成比较完整的新的气候变化政策框架。2006 年澳大利亚发起成立《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伙伴计划》、2007 年制定《澳大利亚气候变化政策》、《2007 国家温室气体和能源报告法案》等。并提出到2010年比常规发展排放减少15%，约相当于1990年水平的108%。并以能源部门为主要温室气体减排部门，推动了一系列温室气体减排措施。

2008年7月8日，八国集团领导人在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上就温室气体长期减排目标达成一致。八国集团领导人在一份声明中说，八国寻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其它缔约国共同实现到2050年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至少一半的长期目标，并在公约相关谈判中与这些国家讨论并通过这一目标。发达国家的联合行动，当然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发达国家都提出了一定的愿景，但是在近期和中期的具体措施上，还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

发展中国家

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的联合的重要谈判集团。在谈判中，中国与77国集团一起为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相对落后，许多国家仍然面临减少贫困、发展经济的严峻挑战，在历史排放中所占的比例小，同时，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小岛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尤其深远，适应能力弱。因此，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京都议定书没有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定量减排义务，同时还设计了一系列的机制，包括技术和资金的支持，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

然而，随着谈判的深入，发展中国家由于具体国情不同，以及在争取国际清洁生产发展机制市场份额和国际资金援助等方面的利益存在分歧，谈判立场也日趋分化。例如，巴西强调历史责任和义务分担；印度人均排放较低，因此偏爱人均排放方案；小岛国家深受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主张长期目标的确定需要考虑最脆弱国家的情况，要避免对小岛国进一步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在发展中国家中的重要地位逐渐凸显，因此国际压力和任务也日益艰巨。

除了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议》和《京都议定书》的全球协议下的各国行动外，国际上各种多边或双边组织、机构，乃至基金会、智囊团等等，都把气候变化作为最为重要的挑战之一和核心的工作内容，比方说，联大气候变化高级别会议、“G8+5”领导人对话会、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亚欧峰会和东亚峰会、世界经济论坛等全球和区域多边会议都有专门针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议题和行动。此外，经济大国气候变化会议，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伙伴计划、甲烷市场化伙伴计划和碳收集领导人论坛等也在发展推进。这些都是UNFCCC和京都议定书的有益补充而不是替代。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大挑战，就是要发挥一切可能机制的作用，调动一切可能力量的行动，联合共同应对。

 

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中国也是遭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较为严重的国家之一。2007年发布的《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显示，近百年来我国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5～0.8℃，略高于同期全球增温平均值。20 世纪50 年代以后，我国年平均降水量开始逐渐减少，平均每10 年减少2.9毫米，且地区分配不均，华北、西北和东北地区降水量减少，华南与西南地区降水量增加。近50 年来，我国旱涝等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增加，南涝北旱加剧。近50 年来，我国沿海海平面年均上升2.5 毫米，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我国山地冰川快速退缩，并有加速趋势。据科学家预测，我国未来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会更加明显。中国南北跨度大、气候条件差异大、生态环境脆弱、人口多、底子薄，面临适应气候变化的任务十分艰巨。

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快速地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当中，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不平衡，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高，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仍然是中国面临最为紧迫的问题；中国的人均排放较低，人均累积排放更低，而且排放总量里很大一部分是为保证人民基本生活的生存排放；由于国际分工变化和制造业转移，中国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国际转移排放压力。但是，国际社会也越来越担心在中国及印度的漫长工业化道路上，仍在未来排放更多的温室气体，占未来20年里新增排量的45%。这些特点表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独特问题，但同时，应对气候变化并解决上述问题与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中国和国际社会一道应对气候变化也是重要的机遇。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不仅把建设生态文明确定为一项战略任务，强调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努力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还结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可持续发展战略。2007年制定并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同时还成立了以温家宝总理为组长，涵盖国务院16个部委在内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提出到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森林覆盖率由2005年的18.2%提高到20%。这些目标的实现既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举措，也是中国面临的重要挑战。

2008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再次重申“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并强调，“中国把应对气候变化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结合起来，以发展经济为核心，以节约能源、优化能源结构、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为重点，以科技进步为支撑，努力控制和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不断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专门针对气候变化发布政府白皮书，表明了中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决心和举措。白皮书也是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综合决策的结果。

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近年来，中国积极参加了安理会、联大气候变化高级别会议、“G8+5”领导人对话会、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亚欧峰会和东亚峰会以及中日韩、拉美、地中海等全球和区域多边会议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讨论与合作，显示了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负责任态度。中国还参加了经济大国气候变化会议，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伙伴计划、甲烷市场化伙伴计划和碳收集领导人论坛的有关活动。在双边领域，中国同欧盟、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等国举行了双边气候变化磋商与合作，中国和巴西、墨西哥、南非等也加强了气候变化磋商或协调。中国在气候变化上的全面国际合作对于国际社会联合应对气候变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国际谈判的进一步推进，后京都的国际气候框架应为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提供新的和额外的资金支持，扩大适应资金来源；国际社会还应积极探讨建立有效的技术推广机制，降低成本，加强信息交流、技术转让和共享，要努力减少贸易和技术壁垒，加强技术研发和创新方面的国际合作。这些都是重要的挑战，气候变化是重大的发展问题，攸关各国的国计民生，影响世界经济发展和各国的共同繁荣，国际社会应以深远和宽广的眼光，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携手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何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