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愿朋友们新年快乐！梦想无论大小，都能成真！
Thursday, December 31, 2009
Monday, December 28, 2009
“哥本哈根”没有赢家
万众瞩目备受关注的哥本哈根会议，以一个仅有“三页纸”（严格来说是六页纸，包含一页封面和两页附件）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定》收场，让很多对大会寄予厚望的朋友们大跌眼镜痛心不已，甚至出现了“见过开的糟糕的，没见过开得这么糟糕的”的评价。很多朋友们最后一个晚上“一夜无眠”等来的却是让人“一时无语”的结果，我们不仅要问，问题到底在哪里？
绿和的李雁在她的记录中写道，“194个国家、120位国家元首、2万5 千参会代表、数十万、乃至上百万走上哥本哈根和全球街头的志愿者，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认真奋斗过。我们有了几乎能想象到的最好的条件，最终却仍被分歧隔绝在世界的彼端。” 一心想书写历史的哥本哈根无奈与真正值得镌刻的历史擦肩而过，而在寒风中竖立的Hopenhagen也倍感孤独。目睹了热闹、喧嚣、争吵过后的“冰美人鱼”消失在曾经漫长等待队伍的贝拉中心门口，而真正的美人鱼则需要独自面对沧海桑田的感概。
正所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对于“败局”难免就要互相指责。有指责要中国背上破坏会议的黑锅，指责中国不接受MRV，甚至“不可理喻”地删掉了50%的中期目标。中国死守MRV固然不是无可指摘，而删掉中期目标则是对于不平衡的排放增长的诉求和自我保护。先不说这是如何把“非重点”转移成“重点”关注的对象而使得会议本身偏离既定的方向，只要看看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执行《京都议定书》上的表现，也不说美国中期抛出的1000亿筹资计划尚且空头支票。所以我想说，在气候变化的责任问题上，“没有人是干净的”。既然这样，互相指责也就根本不解决问题。
细想来，哥本哈根其实没有赢家。美国试图转移黑锅，还是逃不了祸首的责任；中国坚持了底线，却遭遇了腹背受敌的艰难处境，在未来的谈判中将更加艰辛；小岛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欲哭无泪，预定的目标没有实现，还有了被抛弃的“屈辱”；最后的文本缺席了很多家，欧盟从未感觉如此失落和危机感；联合国大概也会同感自己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无奈、无力和无能；媒体、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的信心也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而更大的输家便是地球与气候，人类可能会错过应对危机的最好的时机。
不过，也不能说哥本哈根“一无是处”。首先，我们要客观的看哥本哈根达成了什么？关键词：2度目标，1000亿美元的融资，第一次出现在谈判文本中，不管2°和1000亿是否算够，也不论这个不算够的目标尚且还是画饼充饥，这都是一个进步。此外，哥本哈根的成果也是一系列的决议，在减缓、适应、REDD、技术转让、CDM、观测等等议题上，不能说有突破性的进展，也有着蜗牛般的前行。而此前的两个主席草案，也表示了全面分歧下仍然有一定程度的共识，也使得下一步谈判有可能有据可依。
其次，哥本哈根的成功在会场之外。这是一次失败的谈判，但或许是一次成功的宣传。在与北京大学张世秋教授的通信中，她谈到，“面对如此纠结的问题，人类在学习着，也在积累某种智慧。这是一个需要智慧的年代，因为我们面对的世界和问题已经超出了以常规的“博弈”方式去面对并解决的可能。也因此我愿意把这个会议看成是一个新的社会资本和政治智慧形成的一个节点和另一个的开始”。而环保部宣教司副司长贾峰也谈到，哥本哈根给“全人类上了一堂生动的气候变化与人类未来的公开课”，因此，人类需更深刻的认识到“共同行动源于共识，而共识达成则来自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彼此理解和尊重”。
哥本哈根是各种问题和矛盾的集中爆发和体现，这种交织了南北、北北、南南的矛盾，糅合了国家利益、政治立场、发展诉求、谈判策略、个人英雄主义等等问题，最终泥沙俱下，让我们看到各国的“本来面目”。不过呢，如果我们知道了问题在哪里，至少我们离真理又近了一步。12月12日图瓦卢代表在大会的发言，最后用了“如果会议失败，我们也只是先走一步”，这个“先走一步”是翻译的神来之笔，也让图瓦卢的悲剧色彩多了几分壮烈。我也试图不那么悲观的想象，如此分歧继续，我们只有期望气候变化不要像科学家说的那么厉害；或者，我们期望气候变化来得更猛烈一些，让遭遇大灾难的人类有一次大团结的可能。我希望不要等到那一天。
回到开篇，当人们把目光集中在谁输谁赢、谁该为会议失败负责、如何改进谈判战略的时候，我们离“问题的核心”也越来越远，因为地球不跟我们谈判。气候变化，是一连串的事件，是一古脑的问题。应对气候变化，同样也需要一系统的思考。所以，我们需要“改变系统而不是气候”。我希望能开始这样一个系列的思考，也许要用很长的时间。这样的思考，未见得全面深刻，但是是一种努力，我希望去发掘一个人类重新学习和认识自己的机会，就是当面临一个人类共同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时候，一个被“国家”、“民族”、“利益集团”、“行业”等等分治和经营的世界，是否能够利用智慧去形成共识并去改变。（何钢）
以下内容构思中：
科学共识距离公众有多远
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难题
气候变化成为全球最大的政治
图瓦卢的眼泪与气候正义
国际气候制度的冷思考
三个“一致”思考中国的气候战略与行动
求解气候变化难题需要人类的大智慧
Thursday, December 17, 2009
Tuesday, December 15, 2009
“峰回路转”第一周能否带来“柳暗花明”第二周
12月14日大会再次启程进入第二阶段。不妨先盘点一下第一阶段的“八卦”。哥本哈根经历了一周的阴云天气，到周日，终于转晴。
典型的“丹麦”文本的非典型泄露
媒体最热心的是爆料，也就是抢眼球，这个由卫报透露的“丹麦文本”就是其中之一。本来为提高谈判的效率，由大会举办方为大会准备文本的草案，也是正常的事情。但是因为这个未经大会充分讨论的草案提前泄露出来，并且在文本中未能充分体现发展中国家的诉求，所以很快被媒体的盛宴包围，被发展中国家抓住痛批。丹麦文本问题的核心是程序透明、是路线之争。事实上基础四国早就料到了这一手，也在来哥本哈根前准备好了“北京文本”，只可惜丹麦文本不争气，还未等到正式交锋的时候就遭泄露而被唾弃，发展中国家颇有痛打落水狗的解气，奈何北京文本都没派上用场，只不过给媒体多了一些标题。不过也许更“刺”的文本也许还在后头。
图瓦卢的眼泪与“发展中国家阵营”的分歧
很多媒体都用了分裂，而我更愿意用分歧，分歧就是没有决裂，发展中国家本来由于地域的差异，经济水平的不同，立场从来没有说是铁板一块的，但是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既发达国家作为气候变化的主因，应该承担主要责任。人家图瓦卢代表也已经说了，我们不是想抛弃京都议定书，我们是希望坚持京都议定书的原则，谈出两个议定书：一个加强版的《京都议定书》，一个包含美国和发展中国家的新的《哥本哈根议定书》。图瓦卢的发言声情并茂、场面感人，可是除了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似乎对谈判代表影响不大。尽管生存不容谈判，但是到底让一个图瓦卢的农民适应气候变化和让中国西部农村某个贫困农村的农民脱贫哪个更紧急，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争议的事情。而在气候变化政治的大国博弈当中，图瓦卢等小岛国在气候变化中的命运就只有两个字：杯具。
中美“对决”与路线之争
中美是这个一万五千人会场的两只大猩猩，在第一周的谈判“外”，中美在气候变化上 “死磕”上了。之所以说“外”，就是说谈判中大家还是遵守“罗伯特议事”规矩，说的是硬话，但也干净利落。而谈判之外，在媒体、新闻发布会上隔空喊话，相互鄙视。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链条。美国说中国不减排我们也不减排，中国说美国都不减排哪能要我减排；美国说中国目标太小，中国说美国先反省再说；美国说不给中国钱，中国说我从来没想过要拿你的钱。于是乎不厚道，不负责，没逻辑轮番上演，这让我想起了国际抵抗奥运时候的“你到底要什么？”的惊人一问。其实是想说，退出《京都议定书》的美国，你到底还有什么借口？坚持价值观的美国值得尊敬，而这样抵赖的美国却是找抽。可是美国是个超级大猩猩，别的国家也拿他没办法。
两个草案的出台为第二阶段铺路
11日，也就是《京都议定书》签署的第12个纪念日。UNFCCC的AWG-LCA主席草案和AWG-KP主席草案出炉，什么叫主席草案？就是谈判各方分歧实在太大，谈不下去不得不休会，而谈判时间又紧张有限，那就把有共识分歧少的先谈，有分歧的后谈，总要有所进展吧，所以就有了“填空”的主席草案。先来试验一空吧，[2013-2017]/[2013-2020]减少百分之[30]/[45]。你选什么？还是等部长们来定吧。而会议焦点之一给多少钱的问题，那更是连个数字都没有。对于两个草案，因为它反映了修改版的《京都议定书》的前景。发达国家则对文本没有反映出他们所要求的“统一的议定书”的要求表示疑问。有的发达国家也表达了对AWG-KP草案中提出的目标高于AWG-LCA中的目标的关切。而对于怎样才能“具有法律效力（Legal Binding）”的文本，大概也是让代表头疼的事情。
第二周重点关注：
“路线之争”将再次升温
虽然两个草案文本为后续的讨论暗示了《京都议定书》的生死存亡，但是否坚持“双轨制”，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无论是否会美国代表悄然离席，还是发展中国家代表愤然出走，谈判桌上的争论将更加激烈。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以及小岛国家联盟的要求，早就为路线之争继续白热化埋下伏笔，让我们拭目以待《京都议定书》还能走多远，而《根本哈根协定》如何犹抱琵琶。
美国仍然是最大变数
美国谈判代表的底线：“17%的目标”、“新协议”，要求发展中国家必须MRV。更何况，美国是无意重返京都议定书的。图瓦卢代表无奈的表达，“整个世界在等待美国几个国会议员的选票，这无疑是个讽刺”，但是却说明了一个事实：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排放国在谈判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美国国内政治在国际政治的延伸。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需要多几个戈尔，才能让民众和这些跟随民众的政客相信：气候变化是真的，气候变化现在就要行动，为了自己要行动。如果美国是小岛国，那整个谈判将完全不一样，但是，这都是假设。奥巴马，你行不行？
领导峰会将为最终成果定音
刚进入第二阶段，很多国家的部长们都来了，带来了一些offer，也带来了更为紧张的谈判气氛。在具体细节上的谈判，将由各国谈判代表在大会上陈述，并由接触小组。但是，对于最为重要的减排数字等，可能由部长们磋商最后敲定。这样到16日到18日一百多位领导出场秀的时候，他们才可以有一个说辞。什么是说辞，就是可能好看但是不好吃的东西：比方说对于长期目标有一个共识。也许，UNFCCC的框架下，至少有一个UNFCCC2.0加一个政治执行协定，至多是一个京都议定书2.0加一个哥本哈根协定。
Sunday, December 6, 2009
丹麦印象：童话王国可否再织气候童话？
经法兰克福转机，终于到了“传说”中的哥本哈根。从飞机上就可以看到连接丹麦和瑞典的厄勒海峡大桥。阴天云雾颇多，有点像谈判的天气。搜寻了许久，也没有找到传说中的“碧海蓝天”之间的海上风车，颇有一些惆怅。不过马上被进入机场大厅就看到的志愿者的招牌微笑涤荡了，而且基本上视线距离内都至少有一亭，非常热情非常到位。机场WWF的巨幅公益广告，默克尔等多国领导在2020年沉痛道歉：“我错了，因为在2012没有做得更多”，为会议平添了一份紧张气氛。从机场到贝拉会议中心只有两站，舒适的火车再转快捷的地铁，非常方便。而贝拉会议中心高耸的风机让人迅速定位这个未来两周将成为世界焦点的会场。
人们有很多理由爱上这个国家和城市：重温安徒生的童话，从丑小鸭到皇帝的新装，必有童心和内心的闪光，才有这样流传的经典。“海的女儿”之美人鱼的小小雕像于海边凝望之深情，再小的身影、再大的风浪也阻挡不了思念的心。这里也是著名诺贝尔物理学家波尔父子的故乡，也因之是哥本哈根学派的发祥地和大本营，这个“不怕在年青人面前显露自己的愚蠢”的物理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奠定了量子论的基础。
在能源与气候变化领域，丹麦也是首屈一指。在过去25年间，丹麦经济增长了75%，而能源消耗总量却基本保持不变。带上“全球气候领跑者”桂冠的丹麦有5200多台风力发电机在运转，向这个北欧小国提供了超过21%的电力，使风车之乡变成风电王国。哥本哈根市政府提出雄心勃勃的气候变化应对计划，到2025年要使哥本哈根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零碳排放城市。2020年，零排放啊，哥本哈根。
哥本哈根还有一顶“绿”帽子，就是“自行车城”，仅有540多万人口的丹麦拥有超过420万辆自行车。可同行2-3辆自行车的马路延伸到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有机动车停车的地方，就自行车的车位。火车、地铁上都有有自行车的地盘，使得骑车成为锻炼和。从住处到火车站，看到这样一个完整的系统，想想这应该是到处大马路，绿灯基本靠跑的北京的“耻辱”。此外，哥本哈根市政府还致力于推广电动车和氢动力车，电动汽车在街头停车场不仅免费停放，而且免费充电；还通过使用生物能源等使发电厂的碳排放降为零。
本次会议所在的贝拉会议中心是北欧最大的会议中心。绿色会议宣布，在会议主办方为出席此次气候变化大会代表提供的餐饮中，至少65％的食品和饮料为有机生态产品。会议主办方还准备使用高级计算机程序来优化会议交通运输管理，尽可能减少车辆的二氧化碳排放。贝拉会展中心投资170万欧元用于节能措施，包括安装了LED节能灯、绝缘材料和更高效的供暖系统。每位参会者都可以拿到一张通行证，在全市的公交都免费。尽管如此，有心者还计算了一下这次会议参会的1.5万人在本地的排放，大约将达4万吨，这还不包括飞行的排放。不过呢，如果能谈出一个“新世界”，这点排放也值了。
安徒生的童话描述“山上有一个风车。它的样子很骄傲，它自己也真的感到很骄傲。”那么我们还要看，今年十二月，海的女儿是否会带来同样的骄傲。“当风儿在草上吹过去的时候，田野就像一湖水，泛起片片涟漪。当风在麦子上扫过去的时候，田野就像一片海，掀起层层浪花，这叫做风的舞蹈。请听它讲的故事吧……”不过关于气候变化的故事，大概既不是涟漪，也不是浪花，而是波涛汹涌啊，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故事将如何被改写？
Saturday, December 5, 2009
气候变化“理想国”
这种时候，是多么希望哥本哈根的气候变化会议开成一个党代会啊，那么，榆木斋史官就可以记录，2009年12月17日也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的最后一天，与会各方一致同意全票通过旨在确立“后京都”全球减排计划和相关安排的《哥本哈根协定》，同时，全球同步发布直播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总结陈词，“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奋进的大会和继往开来的大会”。
暂时忘掉人类的自私和狭隘，忘掉会场的争吵和抢夺，让我们来畅想一下气候变化的理想国吧。
气候变化最大的障碍和敌人——美国，在会上宣布将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在2005的基础上减少40%并尽力减少至1990年的水平；到205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减少80%并逼近零排放的水平。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在哥本哈根会议前在参议院得到全票通过，损失的一票是因为该议员为气候变化奔走，投票前累倒在一场面向公众的演讲中。该法案同时制定一系列旨在排放的措施，到2020年美国行走的一半汽车将替换为全电动汽车，没有替换的其MPG也将达到50。在中国的帮助下，到2020年建立起全国的高速铁路网络，跨州的交通将80%依靠高铁实现。RPS将美国的清洁能源提高到50%，从加州到亚利桑那，太阳能正成为主要的能源来源。
欧盟宣布到2020年，法国能源的90%将来自于核能，而丹麦的风能供给本国用能的80%，瑞典50%的能源将来源生物能，英国自2010年便没有新的电厂，所有的老电厂都装备最先进的CCS设施，使得电厂的排放为零。日本的能源效率进一步提高，废物回收率达到80%。加拿大哈伯总理被民众的呼声被迫辞职，新任总理当即宣布加拿大重返京都议定书，并公布加拿大到2020年减少50%的目标。同时停止石油砂的开采，修复因开采而造成的严重环境破坏。所有发达国家拿出GDP的5%用于设立减缓和适应基金，总额达到1万亿美元。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小岛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增强适应的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
发展中国家不再执着于历史排放、人均排放和转移排放，而深刻认识到气候公平和责任，中国宣布2020年排放达到峰值，并在2050年减少到2005年的50%。占全球新增排放40%的BASIC（巴西、南非、印度、中国）国家在实现经济总量到2020年翻番的目标情景下，排放总量实现了零增长，并且部分行业深度减排。中国的新建电厂均安装了真正运转的CCS装备，使得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排放源得到了有效的管理。中国到2020年超额完成预定15%的清洁能源发展目标，实际翻倍达到30%。建筑和交通能效迅速提高，公交作为优先发展模式，通过城市公交、地铁，城际快铁搭建起来的全国交通网络便捷、舒适、经济，使得开车成为一种负担。
到2015年，全球已建立起了分区和全球联结的碳交易市场。ETS进入第五期，已经积累起完整、可行、可信的排放贸易体系，发展中国家也逐步建立起本国的检测报告和核查体系，并确立了本国能力范围内的合宜减排计划，余下的部分可以通过与其它排放体系的整合顺利而有效的实现资金转移机制。CDM经历了主要的改革，已经通过行业获得了更有效率的应用，同时发展中国家也通过更有效的监督机制，把CDM的钱用在了刀刃上。技术再也不是瓶颈和障碍，通过联合开发，使得发展中国家快速拥有最先进的技术，而发达国家也因此分享技术快速推广带来的红利。
全球每一个公民都自觉减少自己的碳足迹。生活中尽可能降低一切能耗，选择公共交通出行、选择能效标识产品、购买绿色电力并成为绿色电力的分布式来源、如果非车不可则选择清洁动力汽车，当然这一切都有赖于正确有效的公共政策的制定，激励技术创新并迅速商业化规模化使之成为有价格优势和经济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城市科学规划自然发展有效组织，城市成为低碳发展创新和生活方式的中心，整个社会转型低碳发展甚至零碳发展。人们需要的是便捷、舒适、宜居、多元和精神品质的生活。
我们于是看到这样一个地球：已经消失的乞力马扎罗山的雪盖逐渐恢复，而融化殆尽的格陵兰岛再现冰雪世界。回到冰川之上的北极熊集体打出了“感谢人类”的标语，南极的企鹅则在风雪中翩翩起舞，寻找另一个冬季的浪漫和帝企鹅日记。澳大利亚的大堡礁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和繁荣。喜马拉雅山脉的绒布冰川再次累积并经历了一个微妙的平衡，从而满足主要发源河流的供给。小岛国民回到了自己再次浮出海面的家园，马尔代夫、图瓦卢、迈克尔罗西尼亚成为旅游胜地，人们不是去参观即将消失的地球绝景，而是享受海浪、海风与夕阳或者月光的交响。
我在这里，没有用乌托邦而是用理想国，因为乌托邦常常被阐释为空中楼阁，而柏拉图的“理想国”模式是依靠德性，建立在知识和真理之上的贵族政体。那么气候变化的理想国呢？是依靠合作，建立在科学、创新和行动之上的全球政体。人人可为且当为这个理想国之公民。（何钢）
Friday, December 4, 2009
哥本哈根悬念
马上就要启程赴哥本哈根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距离我上次作为青年代表参加第十一次会议已经四年过去了。
我从一个初识气候变化的学生，成为一个入门的研究人员。体会了与世界青年一起释放梦想的激情，共同讨论并发表青年宣言，到回来与朋友们创立专门关注气候变化的协会PKU CDM Club，再与CCAN的同事们一起从公民社会的角度思考、讨论和推动气候变化的认知与行动；再去哥大专门学习“气候与社会”，全面了解气候变化的科学与政策；再转而思考气候变化的最大的元凶，温室气体的排放，最主要的来源或者解决途径就是能源的使用，从而决定到斯坦福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从事能源与气候变化政策研究，想来也是经历了一个全程的思考与转变。
而气候变化会议呢？COP11蒙特利尔的会议刚好是启动议定书下3.9也就是讨论后京都如何安排的开始；而历经COP12内罗毕的消停，直到COP13“巴厘路线图”才里程碑式的确认了后京都“双轨”即《公约》和《议定书》的格局：确立一个关于减排温室气体的全球长期目标；《公约》的所有发达国家缔约方都要履行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MRV）的温室气体减排责任，所以不在《议定书》内的美国也不例外；以及发展中国家关心的适应气候变化问题、技术开发和转让问题以及资金问题。而哥本哈根就是检验成果（Seal the Deal）的时候到了，但这注定是一场权益和利益的争夺。
其实看到媒体用“拯救地球的最后一次机会”来形容哥本哈根会议，我觉得有一些误导。可是媒体喜欢新鲜和夸张，给人一种地球的未来命悬哥本哈根的危机感和紧迫感，这可以理解，但是并不妥当，因为万一失败了怎么办，难道人类就没救了？其实看看现实就知道，由于发达国家中期减排目标和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资金和技术转让两大实质问题一直困扰着气候谈判，在哥本哈根达成新的减排协议将困难重重，一直在气候谈判中居于领导地位的欧盟同学不是还有谈出一个新协议的蠢蠢欲动吗，如果这些变数都在，“巴厘路线图”所确定的谈判最后期限很可能将被迫后延。我们确实失败不起，可是我们也要做好失败的心理准备。
那么，哥本哈根悬在哪里？UNFCCC执行秘书依沃·德波尔曾经用四个问题来概括哥本哈根会议的目标：第一，发达（工业化）国家愿意多大程度减少他们的温室气体？第二，主要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印度，愿意多大程度限制他们排放的增长？第三，如何建立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减少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资金机制？第四，这部分资金将如何使用和管理？他说，如果这些问题在哥本哈根得到了回答，他也就足感安慰了。
各国深知气候变化的政治、公关和利害关系，奥巴马在会前一周高调宣布自己将亲往哥本哈根，并且带过去美国到2020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的目标，17%当然离所要求的25%-40%距离很远，不是大概是正在参议院讨论和修改的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的范围内，没有国会的法律通过，奥巴马没有什么可以承诺的。而几乎在同时，中国宣布温总理也将赴会，并承诺到2020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碳强度减少40%-45%，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无需定量减排”无疑是一个贡献和突破。印度迫于压力，也终于熬不住了，提出来25%的目标。有了这些大国的表态，让悬崖边的“哥本哈根”抓住了栏杆，剩下的大概只能交给漫长而艰难，绝望而又期望的谈判了。
我突然在想，若干年后，如果我们的子孙，或者子孙的子孙，面临他们的危机和新生，会如何来书写和记录这样一次会议，真是让人拭目以待。还是用入大学的时候自然地理课一位同学引用的煽情来说吧，我们现在所生存的地球，不是从我们的祖先那里继承来的，而是从我们的后代那里借来的。给我们的后代一个值得骄傲的哥本哈根记忆吧！
Saturday, November 14, 2009
纽约时报气候变化整版广告
昨天收到Michael的邮件，早饭的时候果然就看到了，收藏了今天的报纸~
原版的pdf可以到这里下： http://cid-ad7eff628c1106fc.skydrive.live.com/self.aspx/file/NYTad20091114^_FINAL.pdf
另外还可以直接看： http://asiasociety.org/OnThinnerIce
Thursday, November 5, 2009
中美碳捕获与封存合作路线图
A Roadmap for U.S.-China Collaboration on Carbon Capture and Sequestration
The report provides a framework for long-term bilateral cooper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demonstration and deployment of carbon capture and sequestration (CCS) technologies. The report identifies three specific areas of collaboration with China on CCS and outlines how such partnership would accelerate CCS deploy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five to ten years while generating jobs and consumer savings.
Since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rely heavily on coal as an energy source, addressing emissions from coal combustion is a necessary component of a portfolio approach to tackling climate change. Carbon capture and sequestration is a process that mitigates harmfu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fossil fuel use by separating and capturing carbon dioxide from large point sources such as coal-fired power plants and storing it from the atmosphere through underground geological formations.
This Report is a Partnership Among:
Asia Society 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
Orville Schell, Arthur Ross Director
Albert G. Chang, Fellow
Laura Chang, Program Officer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Andrew Light, Senior Fellow
Julian L. Wong, Senior Policy Analyst
Dan Sanchez, Special Advisor
Monitor Group
Scott R. Daniels, Senior Partner
Kurt Dassel, Partner
Vivek Sekhar, Consultant
John Benjamin Woo, Consultant
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
S. Julio Friedmann, Carbon Management Program Leader, Energy & Environmental Directorate
This report benefited from the input and expertise of a wide array of individuals:
Frank Alix, President, Powerspan, Inc.
John Ashton, Special Representative for Climate Change for the UK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Bill Banig, Director of Governmental Affairs, United Mine Workers of America
Bruce Burton, Political/Legislative Affairs, 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of Electrical Workers
Brindusa Fidanza, Associate Director, Environmental Initiatives, World Economic Forum
Barbara Finamore, China Program Director,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Robert Finley, Director, Advanced Energy Technology Initiative, Illinois State Geological Survey
Sarah Forbes, Senior Associate,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Orit Frenkel, Senior Manager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General Electric
Kelly Sims, Gallagher Professor of Energy and Environment Policy, Tufts University
Banning Garrett, Director of Asian Affairs, The Atlantic Council
Kate Gordon, Vice President for Energy,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Dietrich Gross, CEO, Jupiter Oxygen Corporation
Tony Haymet, Director, Scripps Institution of Oceanography
Gang He, Research Associate, Stanford University Program on Energ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m Heller, Professor, Stanford University Law School; President and Founder, Climate Policy Institute
Ken Humphreys, Researcher, Clean Fossil Energy, Pacific Northwest National Laboratory
Melanie A. Kenderdine, Associate Director, MIT Energy Initiative
C.S. Kiang, Director, China Low Carbon Cities Initiative
Joanna Lewis, Assistant Profess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Georgetown University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
Jonathan Lewis, Staff Attorney, Clean Air Task Force
Lin Jiang,Vice President and Director of the China Sustainable Energy Program, Energy Foundation
George Polk, Founder, European Climate Foundation
Jingjing Qian, Senior Research Associate,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Susan Shirk, Director, Institute on Global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Taiya Smith, Senior Associate, Carnegie Energy and Climate Program and the Carnegie China Program
Debbie Stockwell, Head of CC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and Energy, UK Department of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
S. Ming Sung, Chief Representative Asia Pacific, Clean Air Task Force
Matthew Webb, Coal Campaign Leader, UK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Thomas Weber, Vice President, Jupiter Oxygen Corporation
Stephen Wittrig, Director, Advanced Technologies Group Research and Technologies, BP and Tsinghua University Low Carbon Laboratory
The views expressed in this report are those of the primary authors only and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e above advisors and reviewers.
Saturday, October 31, 2009
Outlook and obstacles for CCS in China
He Gang
October 23, 2009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en/3294
China needs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technology to decrease its emissions from coal power, but the transition will be costly and difficult. In the first section of a two-part report, He Gang surveys an energy dilemma.
“These advanced technologies are integral to future energy strategy. This is important not only for China, but also for other nations who can gain valuable lessons from the country's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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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the case for carbon cap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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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rbon catcher
October 14, 2008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CCS), a technology that stops carbon dioxide produced by coal plants being released into the atmosphere, is essential in order to cut carbon emissions and thus mitigate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Accordingly, China’s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lready has a range of CCS technology projects underway. CCS has also featured prominently in the government's National Outlines for Medium and Long-term Planning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2006-2020), the National Climate Change Programme and other national plans on basic and high-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isting demonstration projects include: the GreenGen project, which is a joint initiative by Huaneng and major state-owned energy giants, combining integrated gasification combined cycle (IGCC) technology with CSS; Shenhua’s coal-to-liquids and CSS project in Ordos; Huaneng’s post-combustion capture project in Gaobeidian in Beijing; and a new project in Shidongkou, in Shanghai.
China is also engaged in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s, such as the UK-China NEZC initiative and Cooperation Action with CSS China EU (COACH). China also particip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led Carbon Sequestration Leadership Forum and is a part of the FutureGen Alliance. Cooperation agreements are also underway with Japan and Australia.
China is carrying out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demonstration of CCS technology, but it is still at an early stage. According to predictions by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by 2050 CCS will provide 14% of the emission reduction required to stabilise the climate, 20% to 25% of which will come from China, with 60% of those cuts coming from the installation of CCS technology in power plants.
Given China’s circumstances and strategic needs, our most pressing task is to make preparations for CCS technology and policy.
The importance of CCS
China is a coal-rich country, but lacks oil and gas. According to BP, the country has 114.5 billion tonnes in its coal reserves, about 13.5% of the global total, compared to 2.1 billion tonnes of oil and 66.54 billion cubic metres of natural gas, accounting for 1.3% and 1.1% of the world total respectively.
In 2008, China imported 179 million tonnes of crude oil, meaning it relies on imports for 49.8% of its oil consumption. This reliance is increasing. Rocketing oil prices in 2008 gave coal-to-liquids technology a boost, with experts predicting that by 2020, China will be able to produce the equivalent of 35 million tonnes of oil with this method: enough to replace about 25% of oil imports.
However, coal-to-liquids technology is also a significant producer of greenhouse gases, and it will be necessary to reduce those emissions. Therefore, the combination of CCS with coal-to-liquids will be important.
IGCC technology currently achieves 40% to 43% efficiency, and can achieve as high as 50% efficiency. Although the costs are higher than that of super-critical or ultra-super-critical turbines, taking CCS costs into account gives IGCC a clear advantage. Also, IGCC reduces pollutants such as nitrogen oxides and sulphur. IGCC is expected to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energy security, though still with some risks due to high costs and technological uncertainty.
These advanced technologies are integral to future energy strategy. This is important not only for China, but also for other nations who can gain valuable lessons from the country's experiences.
If China uses its late-starter advantage and quickly masters proprietary manufacturing and innovations, it will find advantages in manufacturing costs, personnel and capital, potentially becoming a new centre of manufacturing and exporting.
CCS is a wide-ranging area, covering chemical, power-generating and geological fields.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demonstration of the technology will lead to rapid progres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se fields.
Obstacles
The costs of capturing carbon are huge. Research from Energy Technology Innovation Policy, at Harvard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found that carbon capture alone (not taking into account transportation or storage, for instance) in a first of a kind power plant would cost US$100 to $150 per tonne of carbon that is abated, increasing the cost of power by US$0.10 per kilowatt-hour in comparison to a super-critical pulverised coal plant. Using mature technology, the costs would be approximately US$30 to $50 per tonne of carbon abated. The Special Report on Carbon Dioxide Capture and Storage from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shows that the addition of CCS technology increases electricity generation costs by 40% to 80%. So, although combining IGCC and CCS can reduce the costs of CCS, the overall costs of electricity generation will still increase 40% to 60%.
China’s potential for geological carbon sequestration is huge – but not currently quantified. Joint research by the Pacific Northwest National Labora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uhan Institute of Rock and Soil Mechanics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lculated a theoretical capacity to store 2,300 billion tonnes of carbon. By calculating distances between potential storage sites and 1,620 major emissions sources, the cost of transportation and storage (not including capture) was estimated to be below US$10 per tonne of carbon.
Due to China’s complex geology, there is uncertainly over carbon sequestration. Of the storage methods currently being investigated, CO2 enhanced oil recovery (EOR) and enhanced coal bed methane recovery (ECBM) have the greatest potential, due to the potential for profits.
Public acceptance of CCS also impacts on the feasibility and risks of its adoption. Vattenfall’s first CCS demonstration project at Schwarze Pumpe in north Germany had to be abandoned due to public opposition, with the carbon captured pumped straight back into the atmosphere.
Furthermore, the IPCC special report on CCS shows that the addition of CCS reduces the efficiency of coal-burning power generation by 20% to 30% due to energy penalties: a plant operating at 40% efficiency would be reduced to between 25% and 30% efficiency.
In China, the cost of post-combustion capture in power plants would be US$130 per tonne of carbon abated, increasing generating costs by 20% to 30% and reducing efficiency by 8 to 10 percentage points. Therefore, the addition of CCS will require the burning of roughly 25% more coal in order to generate the same quantity of electricity. In 2008, China burned 2.72 billion tonnes of coal, 1.18 billion tonnes of which was used in power generation. If CCS was added to all of China’s power plants, an extra 290 million tonnes of coal would be required to generate the same amount of electricity.
The cost of that extra coal consumption will be passed on through the entire coal industrial chain: to personnel, capital, road, rail and water transport, as well as in coal mining, transportation and storage. Factoring these expenses into the overall cost, it is clear that even greater pressure will be exerted on a coal industry already stretched to the limit. And costs would be even higher if “externalities” such as environmental impacts and safety were considered. So, calculating the costs of CCS can not be restricted to the costs of installing and running the technology: the extra costs the energy system will incur as a result of CCS must be considered.
The price of coal itself accounts for 80% of the costs of generating electricity, hence power plants are very sensitive to changes in the cost of coal. Low margins in the power sector mean it cannot absorb the costs of CSS. Although China's coal sector is gradually starting to operate on market principles, the power industry is still very much under central control. The state has introduced some changes in pricing, but electricity prices are still managed in order to ensure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stability.
According to the China Electricity Council, increases and fluctuations in the price of coal last year caused losses for power generators of 70 billion yuan (US$10.3 billion), 40 billion yuan (US$5.9 billion) of which was lost by the five major power firms alone. Therefore, power companies are unable to pass the increase in coal costs on to consumers, much less the costs of CCS.
This is a crucial time for energy saving and emissions reduction, as well as a stage of rapid development in hydro, solar, nuclear and other new energy sources. In 2008, wind power generation capacity increased from 0.76 gigawatts to 13.24 gigawatts. Increasing that to the target of 30 gigawatts will require over 1 trillion yuan (US$146 billion) in investment. For solar power to reach its target of 10 gigawatts, there will need to be around 300 billion yuan (US$44 billion) in investment. Furthermore, the country needs 750 billion yuan (US$110 billion) to achieve its aim of having 5% of all electricity generated by nuclear power by 2020.
The National Energy Administration predicts that China needs 2.5 trillion yuan in investment to meet the target of drawing 16% of all power from renewable sources by 2020. CCS will have to compete with these new energy sources for funding. New energy fits in with China’s future overall energy strategy; it will have knock-on effects in terms of upgrading industrial capacity and increasing employment. Therefore, it should be the focus of investment. Currently, there are huge opportunity costs associated with widespread implementation of CCS.
The implementation of CCS in China faces the same obstacles it does globally: issues that arise from the costs, the storage, the risks and the uncertainties. But the coal-and-electricity relationship in China means that the costs of CCS cannot be passed on to end-users with higher prices; the extra expenses will have to be absorbed by the entire energy system.
Therefore, if CCS is to be implemented on a large scale in China, international climate-change mechanisms will need to take financing into account. Without stable external sources of funding, CCS is unlikely to be a priority for development in the short term. The more closely international climate policy is aligned with China’s own incentives and the unique context of its coal and power markets, the better chance it will have of realising the optimal role for CCS in global climate efforts.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en/3296
In the final segment of his two-part report, He Gang sets out his technical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China's adoption of an important technology.
“China’s geology is complex; the country needs to conduct more surveys of on-shore and off-shore coal, oil, gas basin and salt formations that have the potential for carbon seque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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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ing China’s circumstances and strategic requirements on the energy front, discussed in theprevious section of this article, there are three aspects of the situation that need attention if the country is to make the technical and policy preparations for CCS.
First, China needs more more capacity building:
* CCS technology is not yet mature. China needs to focus on research-and-development, particularly with attention to the country's energy security; hold demonstrations of coal-to-liquids, IGCC and CCS technology; explore the economic sustainability of enhanced oil recovery and enhanced coal-bed methane; and analyse and evaluate future CCS technological pathways.
* China’s geology is complex; the country needs to conduct more more surveys of on-shore and off-shore coal, oil, gas basin and salt formations that have the potential for carbon sequestration. Comprehensive surveys of geological structure, storage potential, the risk of leakages and the feasibility of monitoring are necessary.
* There needs to be risk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for all stages of CCS: capture, transportation and storage.
* China must establish CCS management structures, laws and regulations.
* China needs to increase public awareness of CCS, which means increasing public knowledge of the value and the risks of the technology.
Second, sources of funding should be expanded. Currently, fund transfers mainly take place via the international carbon market. As the funds available for CCS in China are very limite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vestment and support are very important.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 is one of the Kyoto Protocol’s three mechanisms, and is a key part of encouraging developing nations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emission reductions. Currently, its executive board has raised the possibility of allowing CCS projects under the CDM. This is still highly controversial; opponents hold that CCS emissions reductions will weaken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DM’s market in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 (CERs).
In the current market, carbon dioxide (CO2) costs between 8 and 23 Euros (US$12 to $34) per tonne: much less than the cost of CCS (from 50 to 100 Euros, or US$75 to $150, per tonne of CO2). Even if CCS were included as a CDM project, there would be a significant price gap, which means CCS would have to be funded through other channels.
The fluctuating price of CERs also means that CCS will struggle to attract stable investment through this channel. Sectoral emissions reduction mechanisms may bring the power sector as a whole into emissions reduction arrangements, but this is still at an exploratory stage. Therefore, an international climate-change agreement must find new financial mechanisms to meet the needs of CCS implementation.
Third, we must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probes into CCS are still underway. The United Kingdom has legislated that new power plants must be “carbon-capture ready” if they are to connect to the power grid. The United States has announced an investment of US$1 billion to restart the FutureGen project, and is to build an IGCC+CSS demonstration plant in the mid-western state of Illinois. The European Union’s economic stimulus plan includes 1.05 billion Euros (around US$1.6 billion) in investment for CCS technology at seven power plants, with a “CCS Alliance” of 12 demonstration plants to be formed by 2012. In July 2009, China and the US announced plans to develop the “US-China Clean Energy Research Center”.
As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Canada, the EU, Japan, Australia and other countries continues in the CCS field, China will form global links to the CCS industry, remain up-to-speed with technical advances and exchange know-how. This will lay the foundations for China to master the technology – and participate in the global effort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For more information, download the full report Real Drivers of CCS in China and Implications to Climate Change Policy by Richard Morse, Varun Rai and Gang He.
He Gang is research associate at Stanford University’s Program on Energ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he at stanford.edu
碳捕获与碳储存发展的障碍与展望
何钢
2009年10月23日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3296
中国需要碳捕获和储存技术以减少燃煤电厂制造的碳排放。然而这场过渡势必耗资巨大且困难重重。在何钢关于中国CSS发展报告的第一部分，他研究了其中存在的能源困境。
“其中与未来能源战略密切相关的煤制油技术、IGCC等先进发电技术，不仅对于中国有着重要战略意义，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技术经验。”
国际气候政策越符合中国自身的激励机制及特殊的能源背景，越能有效发挥CCS在中国的积极作用。要在中国大规模发展CCS，国际气候制度必须考虑如何为其融资。
在中国发展CCS，除了面临成本过高和储存不确定的风险与障碍外，中国煤电结构也使得CCS的成本无法通过提高电价从而转嫁给终端用户，而且整个能源系统还将负担起由于能源损失增加的成本。
CCS是大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的必要手段。煤炭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能源，煤炭燃烧也是全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来源。中国的能源消耗严重依赖煤炭。虽然国家已经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发展清洁可再生能源，“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仍难以改变。煤炭作为基础能源，对保障能源的供应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煤炭燃烧释放的温室气体也给气候变化挑战带来了世界性的难题。2008年，中国煤炭生产总量达27.2亿吨，电力生产的80%来自煤炭，全国CO2排放量达68亿吨，均居世界第一。据国际能源署（IEA）的预测，到2050年，CCS约可提供稳定气候所需要减排量的14%，而世界CCS减排量的20-25%将来自中国，这当中60%将依靠CCS在发电厂的应用。
目前，CCS在中国仍处于研究、开发和示范阶段。科技部开展了一系列针对CCS的研究课题。《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国家863计划及973计划都把CCS作为研究和开发的重要内容。已有的示范项目包括探索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IGCC）+CCS技术路线的华能“绿色煤电”项目；探索煤制油(CTL)+CCS的技术路线的神华鄂尔多斯煤制油项目，以及探索燃烧后捕捉的技术路线的华能北京高碑店和上海石洞口碳捕获项目 等。与此同时，中国也开展了广泛和深入的国际合作。如中英近零排放发电（NEZC）和中欧CCS合作项目（COACH）。中国参加了美国主导的碳收集领导人论坛，并加入未来发电的计划。中日、中澳也在积极推进相关领域的合作。
CCS对于中国能源战略的重要意义
中国是一个“多煤少油少气”的国家。在中国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构成中，煤炭所占比例高达三分之二以上。虽然近年来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的比重有所提高，但专家预测到2050年，煤炭在能源中的比例仍将占50%以上。据BP能源统计综合中国能源储量数据，中国约有1145亿吨煤炭储量，约占世界煤炭总储量的13.5%；而石油储量仅21亿吨，天然气储量仅665.4亿立方米，分别占世界总储量的1.3%和1.1%。这种能源基础决定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煤炭仍将在总体能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能源消耗的迅猛增长，温室气体排放也大量增长。
2008年，中国进口1.79亿吨原油，石油对外依存度达49.8%，进口金额达190亿美元，石油的对外依赖度越来越高。而煤制油（CTL）技术也随着2008年油价的攀升也一度受到了热捧。专家预测，到2020年，煤制油技术预计可生产石油3500万吨，当前每年石油进口约为1亿吨，2020年石油进口将达到1.5亿吨，煤制油可替代进口石油的25%左右。虽然煤制油的前景仍受到石油价格、水资源、煤炭价格和技术风险及成本等因素的制约，但对于中国的能源安全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与之同时，煤制油过程也是温室气体排放相对集中的过程，在煤制油过程中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是必然要求，同时也为之提供了相对广阔的空间。CTL+CCS因之也成为重要的发展技术路线。
2006年开始，国家提出“十一五”能源效率提高20%，主要污染物排放减少10%的目标，并采取强力措施推进“节能减排”战略，而这些目标的实现，主要依赖电力、钢铁、水泥等高耗能行业的节能目标的实现。其中之一就是发展清洁煤技术，提高发电效率并减少排放。目前，IGCC技术的效率可达到40-43%，最高效率可达50%，虽然较超临界、超超临界技术成本要高，但如果把CCS的成本也考虑在内，IGCC将具有非常显著的优势。而且IGCC在减少SOx、NOx等污染物上也具有较好的表现。IGCC技术路线仍然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但从能源战略角度考虑仍占有重要地位。
国家把技术创新作为能源发展的战略措施之一。目前，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发电技术已越来越多，但一些核心技术如气化炉、耐高温高压的材料等方面仍主要依赖进口。CCS是未来能源发展和气候保护的重要储备技术，因此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愿景下，国际机制的设计也有利于该技术的转让与合作。其中与未来能源战略密切相关的煤制油技术、IGCC等先进发电技术，不仅对于中国有着重要战略意义，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技术经验。如果能利用后发优势并迅速掌握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技术生产和创新能力，中国凭借在制造成本、人力资源、资本动员等方面的优势，将来很可能成为相关技术的新制造中心，创造技术出口机遇。同时，CCS是一个很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化工、发电、地质等诸多领域。CCS的研究、开发和示范，将会引导化工、发电、地质等领域技术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从而带动一大批相关领域的科技创新。
CCS规模化发展的障碍
碳捕获成本高昂。哈佛大学能源技术政策小组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相对超临界电厂，仅碳捕获（不包含运输和储存）一项，先锋电厂成本就高达100-150美元/吨，电力价格将增加10美分/千瓦时；技术成熟后成本约为30-50美元/吨。IPCC关于CCS的特别报告研究表明，增加CCS将使燃煤发电成本提高40-80%。也就是说，IGCC+CCS虽然能减少CCS的成本，却会使发电总体成本增加40-60%。
中国的地质储存潜力虽然很大但有不确定性。美国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和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一项研究表明，中国理论上拥有地质储存潜力达2.3万亿吨，通过计算中国1620个主要排放源与潜在地质储存的距离，初步估计运输和储存的成本约在10美元以下，但这个不包含捕获成本。由于中国的地质条件相对复杂，储存条件不确定性较大，目前正在探讨的储存方式中，通过CCS增加石油采收率（EOR）和提高煤层气采收率（ECBM）因为能带来经济收益所以具备较大潜力。
CCS 的风险包含在二氧化碳捕获、运输和储存各个环节的风险，如资金成本、技术风险、管制的不确定性、碳储存的泄漏风险等，因此必须加强这些过程的风险管理。此外，公众对CCS的接受程度也直接决定了采用CCS的可能与风险。大瀑布电力公司曾在德国北部进行了全球第一个碳储存的示范项目——施瓦茨碳储存项目，却因为地方居民的强烈反对，不得不取消而直接将已经捕获的CO2重新排放到大气中去。
IPCC关于CCS的特别报告研究表明，增加CCS将使燃煤发电效率损失20-30%，以一个效率为40%的电厂为例，增加CCS将使其效率损失达10-15个百分点（即增加CCS 后的同等电厂效率仅为25-30%）。对于中国而言，发电厂运行燃烧后捕获，碳捕获的成本约为130美元，发电成本将提高20-30%，同时其效率将损失约为8-10个百分点。因此，要生产同样多的电力，CCS相对于无CCS的条件要多消耗约25%的煤炭（取20-30%的均值）。依此计算，2008年中国的煤炭用量为27.2亿吨，其中用于发电约为11.8亿吨，假如所有电厂全部安装CCS，要生产同等的电力，约需要在此基础上增加煤炭达2.9亿吨。增加的煤炭消耗的成本还将通过煤炭的产业链条扩散到整个能源系统，包括煤炭的生产、运输、储存、转运所需的人力、资本、铁路、港口、船舶等。把增加煤炭消耗计入成本，将给本已超常规生产和超容量运载的煤炭系统增加额外的负担和成本。如果考虑煤炭生产、运输环节的外部成本（如环境、安全和生态影响），这一数字将更高。因此，在考虑发展CCS的成本时，不能只考虑CCS技术建设和安全以及在CCS实际发生的成本，还应系统考虑能源系统为此增加的成本。
煤炭约占电厂成本的80%，因此煤炭作为电厂的主要成本，对煤炭的消费将非常敏感。而由来已久的煤电矛盾使电力系统很难消化CCS增加的成本。中国的煤炭已 经逐渐市场化，而电力则仍然处在高度中央控制的改革阶段。虽然国家也尝试通过建立“煤电联动”机制理顺煤电矛盾，但由于电价的基础性作用，国家为保障经济 发展和社会稳定，电价仍然由国家协调规划。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数据显示，由于煤炭价格的上涨与波动，2008年电力企业全行业亏损700亿元，仅五大电力集团亏算就达400亿元。这意味着电力企业无法通过简单提高电价的方式把煤炭价格提高增加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更不用说转移CCS的成本了。
当前是节能减排的关键时期，也是水电、太阳能、核电等新能源发展最为快速的阶段，2008年，风电装机容量从2004年的0.76GW增长到13.24GW，要实现规划的30GW的目标，需要投资1万亿以上。太阳能发电规划要到达10GW，约需要投资3000亿元。核电要达到2020年5%的目标，约需要投资7500亿元。国家能源局预测，要实现国家关于2020年可再生能源达到16%的目标，预计将需要多达2.5万亿的投资规模。而规模化CCS势必和新能源争夺投资资源。新能源符合中国未来的总体能源战略，且具有增加就业、提升产业等溢出效应，应作为投资的重点领域，当前规模化发展CCS 隐含了昂贵的机会成本。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CCS在中国要规模化发展，除了面临CCS在全球普遍面临的成本、储存、风险和不确定性障碍外，也不能忽视中国特定的能源结构和煤电矛盾等因素造成的困难，在没有稳定的外部资金来源支持的情况下，CCS短期内难以成为中国的优先发展领域。国际气候政策的设计越符合中国自身的兴趣并考虑中国独特的能源政经条件，共同发展CCS应对气候变化就越有效。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3294
在报告的第二部分，何钢为中国应对这项重要科技应采用的技术和政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中国的地质条件相对复杂，对于可能作为碳储存的含煤盆地、含气盆地、含油盆地和深层盐构层等陆地和近海盆地结构，应加强地质调查研究”
一些研究和政策要求在中国规模化发展CCS，却往往忽略了中国的现实条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战略需要，现阶段做好CCS技术与政策的相关储备成为当务之急。
首先，加强能力建设。第一，分析和评估CCS技术路线。CCS技术目前还未臻成熟，因此，需要对中国未来能源战略有着重要影响的煤制油、IGCC等技术及其CCS技术进行重点研发与示范。对于中国未来CCS技术路线进行分析与评估。第二，加强碳储存的研究。中国的地质条件相对复杂，对于可能作为碳储存的含煤盆地、含气盆地、含油盆地和深层盐构层等陆地和近海盆地结构，应加强地质调查研究，对于地层结构、储存潜力、泄漏风险、监测可能等方面进行全面调查与评估。第三，增强风险管理的能力。对于CCS技术的各个环节捕获、运输和储存过程中的风险进行系统评估和管理。第四，建立CCS治理结构和相关法律法规。最后，促进公众参与CCS的研究，通过宣传教育，加强公众对于CCS及其价值与风险的了解。
其次，拓宽资金来源。由于当前国内能用于CCS的资金非常有限，国际资金的投入和支持显得非常重要，目前资金转移也主要通过国际碳市场来实现。清洁发展机制（CDM）作为京都三机制之一，在激励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减排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执行委员会（EB）正在讨论把CCS纳入CDM项目的范畴，但争议仍然非常大，反对者认为CCS可能产生的减排量将削弱CDM机制下经核证的减排量（CER）市场的有效性。即使把CCS纳入到CDM的项目范畴中，在现行的市场下，CO2 的价格是8-23欧元/吨，远低于CCS的成本（50-100欧元/吨），每吨缺口仍达30-60美元，必须通过其他手段来筹集CCS所需要的资金。此外，CER价格的浮动也使得CCS更难以吸引稳定的投资者。而行业减排机制，虽然有可能把电力行业作为整体纳入碳减排的安排，也仍在研究和探讨中。因此，国际气候变化协议必须寻求新的金融机制以满足CCS规模化发展的需要。
第三，深化国际合作。国际上对于CCS的探索仍在继续：英国通过新的立法，要求新建电厂项目必须安装CCS，否则将不允许上网。美国将投入10亿美元重启“未来发电”（Future Gen）项目，并将重点建设在伊利诺伊州的IGCC+CCS示范电站。欧盟经济振兴计划将10.5亿欧元投资用于7个电厂的CCS发展，并将在2015年建立一个具备12个示范电厂规模的CCS联盟。中国和美国也于2009年7月份提出建立中美联合清洁能源中心。随着中美、中加、中英、中欧、中日、中澳等双边或多边气候变化合作的CCS领域进一步深化，中国将与全球CCS同行建立联系、跟踪进展、了解动态、交流问题与经验（Know-how），为中国掌握 CCS技术并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努力奠定基础。
欲获取更多的详情，请点击下载Richard Morse, Varun Rai及Gang He合作的研究报告全文：《Real Drivers of CCS in China and Implications to Climate Change Policy》
何钢：美国斯坦福大学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联系方式：ghe at stanford.edu
一个“疯狂的外国人”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成了倪德卫（David Nivison）教授的房客。Nivison教授号称是“N”大汉学家之一，N等于几取决于比较的范围和定义的程度。教授对中国历史、文化、哲学，当然还有中国菜，不止是非常感兴趣，而是颇有研究，这不仅让我们有了一个安静的居处，也让我们的晚餐时间多了很多乐趣。此文作为榆木斋的一个补录，相信还会有很多“故事”。
动情之“Life is real”！
第一次见面，或者也可以说是面试，是在他家里，吃完晚饭，他问我们结婚多久了，然后突然深情地回忆起他的太太，或者他问我们就是想介绍他太太给我们。他和太太44年结婚，直到08年去世，一起走过了64年的风风雨雨。64年，他说“Life is real”！这是他每每想起太太的深情。他还曾说起过，在家里其实也很想讲他的研究，可是大概没有多少愿意听他的，太太也许也是，直到有一天他的太太过世前夕，也是他的新书付梓的时候，他太太听到他的书快出来，宽慰的微笑才满足的睡去，而他也深受感动。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低头的沉吟，良久，或者是一滴泪润散的时间。而这一天竟然是中秋，难道是巧合？
汉学家之“Crazy foreigner”
我其实很好奇他做的研究，他有两本书，一本书是《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另一本是《西周诸王年代研究》；前者是他的博士论文，后者是他后半辈子的研究。他说他做的有些研究是从甲骨文、金文等来定时间。所以只有像他这样的“Crazy foreigner”才会对这些感兴趣。他说他爱中国，除了“断代工程”。因为据说组织了很多专家做了4年，但是对他提出的一些问题却没有回答。那么遥远的历史，大概要很严谨的考证和反复的验证才能有一些猜测，这是我学历史一直没学明白的地方。他是洪业和杨联升的学生，杨联升还有一个学生，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余英时。而他在哈佛的时候，周一良正在哈佛读研究生，周的太太是他太太的中文老师，这个世界真是很有趣。
如果我收到那封信
有一次晚上吃饭的时候教授突然说起他在翻读50-60年代的信件，他妈妈将他和许多人的通信保留得很好并在走之前交给了他。他说第一次看到他岳父写给他的一封信，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从来没有见过。而现在读到非常震惊，信中给了他很多建议，包括继续读拉丁文和古典研究，说战后这些研究一定会复兴；还包括对中文和日文的看法。教授认为他建议的不读中文、日文是错的，但是前面一点是对的，如果听从了他的建议，他太太的人生也许会好一些，而他的人生也会完全不一样，因为确实战后这些研究都复兴了。而其实他也很顺利，哈佛毕业就到了斯坦福，一干就是一辈子。我从来没有觉得他如此“懊恼”，或者是回顾人生的一种遗憾，或者是对他太太过于思念和爱怜。我不知道我老了会不会有类似的遗憾，但这个时候我还是装着很镇静的安慰他，我们都说“上帝关上一扇门，他一定会给你留一扇窗”，但有时为了给你开一扇窗，他也许会先关上某扇门。
找到了人生后三十年要做的事情
教授聊起来他的研究，少不了一些tipping point，人生最关键的也许就那么几步。他回忆说刚到斯坦福的时候，学校让他教一些他不喜欢的课。后来他一个伯克利的朋友，也是个历史学家，跟他介绍起中国的夏商周断代的问题，他突然就觉得他找到了人生后三十年要做的事情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学习甲骨文，怎么从历史的堆里找到那些散碎的资料，怎么连贯和佐证相关的证据。他研究的一些结论是夏朝的存在有不确定性。谈到中国学者说他的研究，提到有一篇文章只遮掩的说“国外有学者有其它的说法，但还缺乏证据”。他说，他要一本书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对不懂的东西，只听而已。不过，我不怀疑学者的真诚，毕竟，谁愿意押上自己一辈子的时间。我有时候会想他做那个决定的那时的心情。
80年代的中国
教授偶尔也会给我们将他在中国的经历，有一次去太原开会，会后一个农民家看到梨子，就想买一些尝尝，结果比划了半天，农民伯伯终于知道他想干什么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被一群农民兄弟围着，那时候，中国更别说农村，还没有几个见过外国人的。还有一次去爬泰山，在一家餐厅吃饭的时候被一个年轻人瞪，他也瞪着那个年轻人，尴尬了一会，他对着年轻人说，“你吃了吗？”年轻人听到后嘴角的笑让他至今想起来还印象深刻。既然是中国，自然是少不了中餐，他和他的太太刚开始学习做中餐的时候，他说就是把中餐的原料放到一起，就装作自己在做中餐了。
那些汉学家们
除了倪德卫，我还想起一些飘过的汉学家们，对他们的学问是没有什么可评价的，因为基本上不懂，可是对他们的中文名字的喜欢度，也许可以做一个排名：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马悦然(Göran Malmqvist)、罗思高(Scott Rozelle)、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intzer)、季北慈(Bates Gill)、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说到李约瑟，想起来唐晓峰老师的课，我选了林毅夫老师主讲的题目“李约瑟之谜”，唐老师在我讲完后就问了一个问题，李约瑟是什么，我一时语塞，现在想来，充分说明了无知者还无畏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Saturday, September 26, 2009
带一本《古文观止》去富国岛
看到老罗介绍“龙姑姑”的新书，循着找到一个摘录的博客，转录了龙先生《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部分篇章，忍不住就读了新书先读的这些故事。让我最触动的是《十万大山》，讲述了“见过你大爷”时一批被共军追剿的“匪军”颠沛流离穿越十万大山，最后逃到中越边境，缴械后却被法军押至富国岛集中营，三年后乃遣送台湾的故事。一个无辜学生挟带的《古文观止》如何伴随所有这些普通人的生活并成为台湾“中州豫剧队”和豫衡中学的种子。
大学时跟随老蔡去广西做项目，多少见识过一点十万大山，想想原始森林对于环保人来说是“地球之肺”，而对于后有追兵前面是未知的一切的逃亡的士兵和他们的家人来说，这就是“人间地狱”了。学习地理的一个偏好自然是地图，更何况有了Google Earth/Map这样的工具，不禁查了一下富国岛的位置。网上多是富国岛的旅游攻略，绝少提这样一段历史，不过如果有机会去到那里，再翻翻十万大山的云和雾，想想这一群人，普通人，在一个“伟大”的年代，走过怎样的迷途，又经历了怎样的挣扎。
还有一个原因大概是《古文观止》也曾是大学时代我床头的睡前读物，虽然不及我床头对面的轩轩翻烂的宋词三百，但我记得是岳麓出的蓝皮本，编排的文章大都还耳熟能详，部分篇章也许还能串起一二，纵横捭阖、壮怀激烈或讽喻古今的古文字，陪伴了不少青春的梦。当然了，在龙的1949年的追寻里，这本书的命运和故事就完全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试想只有一本书的学校，但也正是这本贯穿上下五千年多少仁人志士、文人骚客的汇集，穿越了烽火与“屈辱”，直达文化与人性的根底。
很久以前，第一次看到龙先生的照片，竟然是个女士，才知道先生也可以是巾帼的。而《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大概也是早期的民主和公民意识的脚本。说来龙先生的文字是锵锵有力的，当然，安德烈、目送也还是一席平凡的温情。天下杂志有《大江大海》全部的专访和演讲，包括台湾场、香港场和采访的一些片段，或者也值得一看。
虽说龙先生说这本书不是冲60周年的大庆来的，但是，如果在这样的日子，除了阅兵，还有读书，有倾听、诉说、反思、宽容、理解和融合的话，也许是更平和与深刻的纪念。想起了一段话，大意是说20岁如果没有理想，是可悲的；如果50岁还在谈理想，同样是可悲的。说到这里，改编一下这句话，也许可以说如果大学时代没有参加过“游行”，是遗憾的；如果大学毕业还为“游行”沸腾，也是令人遗憾的。十年前，我刚好大学入学，也恰好是另一场阅兵。是为记。
Thursday, September 24, 2009
假如没有气候变化，世界是怎样？
气候变化峰会落幕，哥本哈根就在眼前，气候变化好像就变成一个关键词，环保或者政治都像要念着气候变化的“紧箍咒”，去抢占“道德”或者“低碳”的高地。而我也承认哥本哈根也像是一道坎，不越过这道坎，人类面对危机的信心要受很大打击。作为搞气候变化的分子，当然希望紧箍咒念叨得更快一些，也希望这个坎给迈过去。不过呢，有时也会想，假如没有气候变化，世界又会怎样？
比方说，
没有气候变化的世界
贫困：千年发展目标
疾病（HIV/AIDS）：？
战争：？
没有气候变化的中国
贫困：三农、发展经济
民生问题：住房、教育、医疗等等
社会不公、不稳定：河蟹
贪污腐败：政治改革、公民社会
污染：环境保护
还可以列很多……
这些问题，应该说都是困扰人类或者纠缠中国很久，那我们再来看，气候变化跟他们是个鸟关系。贫困，气候变化可能会加剧贫困，或者贫困地区生态脆弱地区也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区域，没有什么可以评价的指标，很多贫困不是气候变化引起的，但是确实会有一个恶性循环的加剧作用。比方说绿和的报告的说明。疾病也是同此凉热。战争不排除因为气候变化引发大型灾难或者资源型的战争，目前还不能说。
而把气候变化与中国的问题靠，你会发现，还占不上队呢。这也是我为什么严重欣赏和同意CJL的问题，相对于其他因素（以下略去千字）造成的问题和痛苦，气候变化不能说鸟都不是，但真的算不上最大的挑战。不过能源危机、气候影响和国际压力，中国也必须有所姿态，更何况应对气候变化和应对能源与其他挑战并行不悖。同时似乎还酝酿了新一轮全球竞争的机遇。高举气候变化的伟大旗帜，向着低碳经济的道路快跑。
所以，
是要给气候变化足够的重视，但是也不要上升到“世界末日”灾难片的高度。应当视气候变化为一个各国合作的“可能”，大概没有一项环境挑战像气候变化这样需要全球协力合作共同应对。如果的如果，人类能在应对这样的挑战上走的更深远，其意义非同小可。气候变化要和其他系统一起来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C提出来政治改革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哥本哈根也就是一个会而已，会有谈判、表演、争论甚至掐架，也不怀疑至少会有一个文件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的共识。而真正的行动岂是一个哥本哈根可以搞定的事情，也大概也是搞气候变化的分子不可不知的“令人不适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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