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悬念

马上就要启程赴哥本哈根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距离我上次作为青年代表参加第十一次会议已经四年过去了。

 

我从一个初识气候变化的学生，成为一个入门的研究人员。体会了与世界青年一起释放梦想的激情，共同讨论并发表青年宣言，到回来与朋友们创立专门关注气候变化的协会PKU CDM Club，再与CCAN的同事们一起从公民社会的角度思考、讨论和推动气候变化的认知与行动；再去哥大专门学习“气候与社会”，全面了解气候变化的科学与政策；再转而思考气候变化的最大的元凶，温室气体的排放，最主要的来源或者解决途径就是能源的使用，从而决定到斯坦福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从事能源与气候变化政策研究，想来也是经历了一个全程的思考与转变。

 

而气候变化会议呢？COP11蒙特利尔的会议刚好是启动议定书下3.9也就是讨论后京都如何安排的开始；而历经COP12内罗毕的消停，直到COP13“巴厘路线图”才里程碑式的确认了后京都“双轨”即《公约》和《议定书》的格局：确立一个关于减排温室气体的全球长期目标；《公约》的所有发达国家缔约方都要履行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MRV）的温室气体减排责任，所以不在《议定书》内的美国也不例外；以及发展中国家关心的适应气候变化问题、技术开发和转让问题以及资金问题。而哥本哈根就是检验成果（Seal the Deal）的时候到了，但这注定是一场权益和利益的争夺。

 

其实看到媒体用“拯救地球的最后一次机会”来形容哥本哈根会议，我觉得有一些误导。可是媒体喜欢新鲜和夸张，给人一种地球的未来命悬哥本哈根的危机感和紧迫感，这可以理解，但是并不妥当，因为万一失败了怎么办，难道人类就没救了？其实看看现实就知道，由于发达国家中期减排目标和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资金和技术转让两大实质问题一直困扰着气候谈判，在哥本哈根达成新的减排协议将困难重重，一直在气候谈判中居于领导地位的欧盟同学不是还有谈出一个新协议的蠢蠢欲动吗，如果这些变数都在，“巴厘路线图”所确定的谈判最后期限很可能将被迫后延。我们确实失败不起，可是我们也要做好失败的心理准备。

 

那么，哥本哈根悬在哪里？UNFCCC执行秘书依沃·德波尔曾经用四个问题来概括哥本哈根会议的目标：第一，发达（工业化）国家愿意多大程度减少他们的温室气体？第二，主要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印度，愿意多大程度限制他们排放的增长？第三，如何建立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减少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资金机制？第四，这部分资金将如何使用和管理？他说，如果这些问题在哥本哈根得到了回答，他也就足感安慰了。

 

各国深知气候变化的政治、公关和利害关系，奥巴马在会前一周高调宣布自己将亲往哥本哈根，并且带过去美国到2020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的目标，17%当然离所要求的25%-40%距离很远，不是大概是正在参议院讨论和修改的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的范围内，没有国会的法律通过，奥巴马没有什么可以承诺的。而几乎在同时，中国宣布温总理也将赴会，并承诺到2020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碳强度减少40%-45%，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无需定量减排”无疑是一个贡献和突破。印度迫于压力，也终于熬不住了，提出来25%的目标。有了这些大国的表态，让悬崖边的“哥本哈根”抓住了栏杆，剩下的大概只能交给漫长而艰难，绝望而又期望的谈判了。

 

我突然在想，若干年后，如果我们的子孙，或者子孙的子孙，面临他们的危机和新生，会如何来书写和记录这样一次会议，真是让人拭目以待。还是用入大学的时候自然地理课一位同学引用的煽情来说吧，我们现在所生存的地球，不是从我们的祖先那里继承来的，而是从我们的后代那里借来的。给我们的后代一个值得骄傲的哥本哈根记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