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哪一个疯狂的想法会改变世界

7月24-27日Pamela邀请去参加了RECS2010在Alberquerque的项目。这是一个希望促进CCS技术、政策研究交流的平台，每年会筛选20多名做相关研究的研究生或年轻的专业人士参加，同时邀请这个相关领域的专家分享他们的研究、项目和思考，并且安排涉及捕获、运输和储存各个环节的实地考察，是个很有趣也很有收获的项目。从2004年开始，Pamela就是想做这样一个平台，已经获得DOE、Global
CCS Institute的支持，一直做到现在。所以说，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想法，最好的办法就是马上去做。

项目有很多有意思的分享，不过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来自ARPA-E (Ada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 Energy)项目的Karma Sawyer对ARPA-E中CCS项目的介绍，充满激情，而ARPA-E的支持的CCS项目也让人非常兴奋。比方说哥大Ah-Hyung Alissa Park教授通过化学与生物催化剂的办法加速CO₂自然钙化过程以固定CO₂的技术项目；比方说塔木Hongcai
Zhou教授通过基于分子筛的金属有机结构，通过控制筛网孔的大小调解吸收或者释放CO₂。还有一些国家实验室正在研究的其它课题，从物理化学生物催化剂到膜到吸附等等，看来确实有一些疯狂的想法。

想象一下，如果通过某些技术的革新、发明或者创造，可以把气候变化的元凶CO₂同志想放就放想收就收，为我所用，那该是多牛B的事情。再看看ARPA-E项目重点关注和支持的十大领域：生物质能源、能源储存、建筑能效、可再生电力、碳捕获、汽车技术、传统能源、余热利用、直接太阳能燃料、水。ARPA-E通过美国振兴和再投资法案一期投入4亿美金，在3700个项目中选择了37个“疯狂”的项目支持。这当中的任何一个如果成功，都有可能带来能源革命甚至整个人类生存系统的革新。

这个世界最不缺的就是想法，甚至疯狂的想法，但是从想法到技术现实到示范到初试、再试、中试、再试、终试，有太长的路要走，更有尸横遍野，更有很多想法还未入土即已胎死腹中。如果一个技术从实验室走出，马上就会有风投去接手，就有商业世界的丛林。而恰恰最关键的是把想法经过实验室走到风投这一步是最艰难也是风险最大的，也是为什么ARPA-E这样的项目需要填补的关键一环。正是舍得一身剐，敢把钱来砸，不知道是哪个想法，就可能改变你我和大家。

要说这个ARPA-E项目，却是希望重复DARPA(Defenc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项目的模式，希望再现“打趴”项目的辉煌。美国国防部的这个打趴项目虽然是美苏空间争霸的产物，却直接造就了因特网的加速问世，更不用说GPS，空间探测望远镜什么的东东了。而这种R&D团队作战和真正的来源却是爱迪生老师。这个“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发明者，电气时代的开山祖师，也是美国“研发”机制的探路者。

正像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先生所说的，美国之在技术上的领先，“It is a commitment to individual
freedom, free markets, rule of law, great research universities and a culture
that celebrates immigrants and innovators.”而这些也已是公开的“秘密”，也成为全世界效仿的模式，也希望咱们的国家实验室、这个计划那个规划、这个63那个73能诞生出一批改变中国影响世界或者改变世界成就中国的技术来。

缅怀斯蒂夫•施奈德教授

7月19号周一早上想往常一样上班，先处理邮件，正在回复一份邮件的时候，突然看到Lee Schipper标题为“Sad news”的邮件，这是Lee给所有他课程的list发的消息。我想可能有不好的事情发生，邮件很短，但我却看了好几遍，“Prof. Stephen Schneider,
died of a heart attack this AM while landing in London. We'll miss him from our
community, but the world will miss him more。”一惊，赶紧用Google搜，已经有即时搜索框滚动Twitter的消息了，而连Wikipedia的Stephen Schneider条目，也已经作了生卒年日的更新。他是真的已经去了。

很快斯坦福的主页新闻就发布了施教授不幸逝世的消息。他是斯坦福生物系的教授，也是《气候科学》期刊的创办人和主编。对于斯坦福，毫无疑问损失了一位在全球气候领域极为重要的专家和教授。有一次Steve Schneider和Sally
Benson、Pamela Matson、Lynn
Orr、Jim Sweeny、Buzz Tompson一起作为斯坦福Energy Seminar的一节为全校和湾区的，这几个人都是斯坦福能源、环境领域的大拿了。而我那次对施教授的印象就是他对美国政策的激烈批判，而当时正值Waxman-Markey气候法案讨论的时候，这位皮带似乎有一点松垮不太修边幅的老师，其实是美国多位总统的气候顾问团当中的重要一员。只是，下次，斯坦福再给学生们把牛圈里的牛都赶上台的时候，“牛人，又少了一个”。

后来才知道1992年施教授就得了麦克阿瑟奖，这是一个号称美国“天才奖”的大奖，用于奖励各个领域的天才，华裔里庄小威、肖强等获奖，而能源领域更有John Holdren、Amory
Lovins等人。与诺贝尔奖不同，这个奖的特殊性是，“不是对你的肯定，而是对你的欣赏”。更为有趣的是，施教授得奖不是因为他在生物圈与气候上的研究（这个后来其实他也因为参与IPCC的工作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是我其实挺不喜欢2000多个参与的科学家都说自己拿了诺贝尔和平奖，大概是史上最稀释的诺贝尔奖），而是他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与公共政策、与媒体、与公众、对学生等等的积极宣传和教育的努力。

后来又听他做了一次讲座，他对“气候门”事件相当不满，因为媒体炒作的气候门，公众觉得科学的问题还只暴露出了冰山一角，而事实上是这些问题只是气候变化科学的小瑕疵，瑕不掩瑜。他因此而提到了媒体的责任和公众的科学教育，大概科学家里很少像他这样对媒体如此重视和关注，这大概也直接影响了他联合发起255位科学家关于“气候变化和科学完整性”的公开信。他也常常提到气候科学当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友人宋志远写的一篇关于“气候变化的概率问题”也提到了施教授的思想，“在很大概率上是的，当然也存在较小概率不会发生。如果不发生全球变暖最好不过，但是如果一旦发生了，而我们又不做准备，那结果就不堪设想了。”在气候问题上，杞人忧天还真不是错。

我和施教授的直接接触，还是因为哥本哈根的会议。去参加联合国的会议都是要经由联合国注册登记的组织才有资格参加的，我当时琢磨着怎么去参加会议，网上查到斯坦福也注册登记的组织，而Ticket在哪里呢？几经周转，终于找到了，原来施教授正在组织和收编一个庞大的斯坦福代表团去参加哥本哈根的会，而我也成为这个list中的一员。虽然我对list上学生们讨论的问题多有抱怨，多琐碎少真正的学术问题，对于施教授在哥本哈根的斯坦福研讨会有点个人推销会的嫌疑，但是我想这样一次大会，对于参加的每一个学生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就像蒙特利尔之于我。这这样的机会，大概也都是施教授给学生们争取和创造的成果。

而这个学生们中的“大小孩”，也在回到学校后，与他的夫人Terry Root在他的家里举办了“盛大”的Party，邀请哥本哈根斯坦福团队Happy hour。他自豪的跟我们介绍他的“豪宅”，倒不是豪华，而是位置很豪。就在斯坦福后山脚下，离学校走路就可以到，这一连排，据说只有很少的斯坦福教授能享受到这样的优遇。而另一个豪便是生态住宅，他们精心设计房子建造，比方说窗户可根据阳关调整，而冷暖的热量保用，等等。我更喜欢后院又一条直通后山的小门，而后山是跑步的绝好去处。他和Terry都是生物系的教授，学术也开过不少“夫妻店”，但是举手投足的默契，大概也是斯坦福的一段佳话。

英国《每日电讯报》有一篇关于施奈德教授的纪念文章，是对一位科学家的一生的很好的总结。网上读到一则Ben Santer为施奈德教授写的悼词，我想用来结尾再合适不过了:

We honor the memory of Steve Schneider
by continuing to fight for the things he fought for – by continuing to seek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causes and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We honor Steve
by recognizing that communication is a vital part of our job. We honor Steve by
taking the time to explain our research findings in plain English. By telling
others what we do, why we do it, and why they should care about it. We honor
Steve by raising our voices, and by speaking out when powerful “forces of
unreason” seek to misrepresent our
science. We honor Steve Schneider by caring about the strange and beautiful
planet on which we live, by protecting its climate, and by ensuring that our
policymakers do not fall asleep at the wheel.

也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

 这两天国际、国内媒体爆炒的一个新闻，国际能源署IEA发布一则新闻表示，“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而国家能源局官员表示“国际能源署的有关数据不可信”，又表示国际能源署是富人俱乐部，“对中国情况一知半解”。这让我联想到2007年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发布关于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中外媒体“大吵架”，后来这个也差不多是不承认，也不否认的默认，但是不炒作的状态。

官方如此表态可以理解。长期以来，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以及温室气体排放国，国际社会的主要责任目标都集中在美国，这客观上也减少了中国的压力，因为时时都可以拿美国作为挡箭牌，“你看带头大哥都这样”。而现在中国如果成为第一，马上就成为“出头鸟”从而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可能被锁在第一的靶子上。而与奥运第一不同的是，可以预见的将是“全球能源的黑洞”、“更多的减排责任”等鸡蛋和石头。

不过，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和能源消费国这都是迟早的事情，人口规模、经济总量、发展速度摆在那，更何况我们的起点低，单位GDP的能耗本身就大。所以，即使我们今年不接受，明年又如何？后年呢？以后也不得不接受这个正在成为事实的现实。所以能“拖一年是一年，能不承认就不承认”，虽然塑造了一种委屈的形象，却常常被西方认为是无赖死不认账，长远来看，对中国并非利事。

而对于国际能源署这样的新闻炸弹，我们不妨用中国式微笑的“开门迎客”，斯是陋室，有话好说，哥虽块头大，但哥是没办法，哥也在想办法这不，并就有一些关键的问题和地方需要作出说明。

第一，对于IEA的数据或者报告，能源局官方表态说IEA的数据不准确，对中国情况不了解，然后说出了一个自己的数据。如果是这样，应该说出其数据的问题，并拿出自己准确可信的数据来；必要通报自身数据的统计方法、公开方式、误差范围等等。这样才可能以“数”服人。更何况，据公开的资料，IEA的数据多数来源是中国官方的数据，并根据相应资料作出修正。

第二，如果数据准确可信，确凿无误，那么在这种条件下，承认自己是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并无何不妥，这是面对现实的负责的做法。同时，分析为何我们会成为最大的能源消费国，这里有快速的经济发展，人口基数众多，高速的工业化、城市化、机动化，外向型的出口经济等等对于能源的需求增长，我们的人均能源消耗才刚刚达到世界人均水平。由于能源增长由人口国情和经济转型结构决定，这其实是可以获得外部的理解和认同。即时在IEA的新闻发布中也是予以承认的。

第三，强调中国在节能减排、清洁可再生能源上的投入以及所取得的成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决心和措施，全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跨越式转型。从2005到2009年，中国的风电每年都倍增。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PV生产和出口国。其它如核能、高铁、超高压输电等等领域的进展，都值得大书特书。大量的科技投入、人才培养；国家的政策项目的推进进展等等。中国作为一个发展国家在清洁技术上的瞩目成就，是完全由信心在世界舞台上赢得更多的尊重的。

所以总结起来对于类似的问题我们要做好准备的是：面对现实，获得理解、赢得尊重。

谈论 关于湾区

因为有你，生活很幸福，湾区很美好~

引用

关于湾区

       刚到湾区的时候，北京正值寒冬，恨不得出门都裹床棉被在身上；辗转十来个小时后，一下飞机，满地阳光，车厢里稀稀落落的几个人，短袖轻衣。我兴奋地把冬装束之高阁，换上T恤牛仔，只觉得满眼鲜活的绿色，看得人心头荡漾。淅淅沥沥的下了几天小雨后，便开了春。气温上倒没有什么大变化，就看着天一天天的晴朗起来，到最后见不到雨水了，便是夏天。从2月到6月，气温浮动也不过是十几度，总是凉凉爽爽、明明媚媚的天，不冷不热的正好。 偶尔有几天到了90°，也只须敞开门户，等穿堂风一过，便一室清凉。

      那时候我就在这样的朝风晚月中，和老公开着墨绿色的小nissan，沿着El Camino在Stanford的校园和栖身的小屋间来来回回。绕过草坪，望着胡佛塔，跑到Green Library，拣个沙发睡觉；或者赖在商学院的cafe里等开饭。时近正午的时候，老公必然拎着lunch box出现，掏出头天晚上备好的便当，放到微波炉里热一热；再去一旁接两杯柠檬冰水。简简单单地就打发了午餐。偶尔也会买个pizza或Sandwich，终究是鬼子的东西，吃着伤胃，只能做点调剂了。到了下午，或去听课，或者埋头到电脑里自个寻些乐趣，便不一而足了。

       偶尔也能纠集到老同学，不辞辛劳地开车到另一个city去打牌、BBQ、或是最新近时髦的三国杀；若是有谁从国内回来了，便跟大家update一下最新风尚，免得自己不够“潮”。然后会遇到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十几年的华人，也有最新从国内来念书和访学的人，相似的面孔下迥异的思维和措辞。有时甚至会有转换时空的错觉。

       在农村里待久了，也会进城——到附近的三藩去玩。虽然每次都会被城里惨不忍睹的交通和寸土寸金的停车场弄的很头疼，但是到渔人码头吹吹海风的时候也还总是很开心。老公更可以从各个地点远眺他最爱的金门大桥。夏日的三藩凉爽的有些寒冷，到了傍晚更是凉彻入骨。所以，什么临海烛光晚餐之类的东西，浪漫归浪漫，看看就可，亲身感受的话，大可不必。

       说到浪漫的dinner，到是可以提起Sausalito，Weiye推荐过一家那里的Spinnaker。临海的小馆子，清新雅致。最难得的是整个玻璃房子把食客们围了起来，既可以享受临于水上的视野，又不失于温暖如春。总之很是两全。三藩的好馆子也不少——做意大利菜的Albona和中餐的岭南小馆——但是把饮食弄的颇有情致的，还是上头说的这一家——大抵我也是跟俗到骨头里的，放什么古典音乐，挂着什么油画水彩，我是一律看不明白的；还不如眼前一汪大海来的畅快。我在翻译《竹书纪年》的间歇，也曾到de young去看印象派的画展。当时我正在自己画T-shirt自娱自乐，去看过后便不好意思提笔了。所以说，无知者无畏。确是真理。有时候想想挺有趣，中国画明明是写意，而称赞起来却要用“逼真”二字；而西方油画从写实起家，到最后反而越来越神离形外。

       再到后来，考完GT，假期里开着小nissan，沿着1号路开到Hearst Castle，见识了烧钱的典范，然后去LV、LA。转眼过了秋，寄出了申请，再到NYC过了个感恩节时，我离开中国，也近一年了。四季过去，窗前的花开花谢了一轮。冬天时，柿子树的叶子掉光了，余下半树吃不完的柿子，火红火红地跟灯笼似的晃眼。冬季的湾区总是多雨，天气虽然暖和，却在雨中平添出了清冷的味道。圣诞节的时候，驱车北上，在Mendocino好好的看了会海，又沿着1号公路从北加开回湾区。当时唯一的念想就是，再美的海，看多了果然也会腻。

       然后呢？对了，无非是等消息。等的抓心抓肺的时候，便去Stanford听课打发时间。直到最后定了去向，想到四季分明的NJ，对湾区平添出万分不舍，连带对美国本土的整个西边都预先怀念起来。还是开着小破车，先去Napa Valley，喝了个微醺（我酒量太差），然后是Yosemite，惊叹了雪山；最后新近的独立日里，去Crater Lake、Portland和Seattle。看雪山也有点看的审美疲劳了，为了拍几张漂亮照片冻了个半死，哆哆嗦嗦的回到加州。

       等我们一路往南狂奔时，加州还是一地阳光的迎接我们——虽然因为那个什么农产品保护之类的条例，没收了我们精心置于cooler里的一袋樱桃。一瞬间，阳光透进车窗，外头的风却又清清冷冷，无比快意。

 

       文末且置一词，大概和通篇的风格是不搭的，却是此时不能不记录的心情：

       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

       身似浮萍，心如飞絮，气若游丝。

       空一缕余香在此，盼千金游子何之？

       症候来时，正是何时？灯半昏时，月半明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