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December 29, 2006

听高风谈后京都气候变化图景

张海滨老师告诉我王院长把高风请来的消息告诉,真是很happy,这个气候变化谈判领域的专家,去年在蒙城开会的时候,只能在主席台上看到这位中国在UNFCCC的唯一专家代表,只能听七粒米悉数圈内她就佩服高风和杨富强的仰慕中了解。呵呵,现场听听报告。正面讲的都可以从已有的资料的获得,但是思路非常清晰。

气候变化的背景就不用说了,以下省掉3000字。比较重要的是对中国国情和世界体制框架的剖析,对后京都的探索。

中国国情:人口增长;大规模城市化,7-8亿人进入城市,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快的城市化,由此带来的能源消耗和生态环境问题不可低估;高速工业化。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那什么来支撑?低碳经济是必由之路。中国的问题就是世界的问题。

为中国制定自己的气候变化战略提供了政策框架:政策/法律/行政措施、结构调整、节能增效、行政处罚、政绩考核;中国气候变化战略正在审议…气候变化必须作为经济规划的一部分。企业界行动关注不够。十一五:20%;10%;16%。看来是很难实现,但是如果不做后果更严重,热议大国崛起,谈技术、谈体制、谈文化,他们却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国际体制?坚持公约框架;有利于我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贯彻落实;有利于推动发达国家进一步减排;有利于推动世界各国共同行动、加强合作;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企业界的作用;大力推进世界规模碳排放市场的形成与壮大;有利于清洁技术的研发与快速扩散…

世界难点和热点:如何推动美国、澳大利亚参与行动?发展中国家以何种形式深入参与?如何引导世界经济及人类行为走向低碳时代?如何推进世界碳市场的发展和壮大?如何推进减排与适应技术的研发与扩散?全球森林碳吸收碳储存等,适应?

对谈判立场的分析,中国政府已经有很多的转变了。从最初的“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再跟我谈减排的问题”,到“不承担实质性减排义务”,这也是进步。而张老师分析“来自内部的力量”将更多的促进这一转变,触及了问题的关键:调整的重点是国际体制有利于国家内部调整自己的经济战略,及如何满足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谈判上谈的是利益,不是理想,所以对于我的困惑,他也存在但不含糊。

对于后京都时代,问他对三条可能的路线图的看法,他说当然是希望拉美国和澳大利亚入伙,所以UNFCCC的框架是必须坚持的,但是KP能做的什么程度,现在进展非常缓慢,缺乏真正的领袖。他正在推动KP以外,是否有第三条道路,而这条路正是秘书处在为之努力的。前景难免悲观,但是未来仍怀希望!

虽然跟王老师只有简单的接触,但是低调沉稳的个性特点,以及清晰准确的思想进路以及亲和严谨的学术风范还是印象深刻。他用战争、经济和非传统来总结外交思想的研究对象的三个阶段,而且对于“后代”给予了热切关注。他用信念、信息和信心(虽然打点折扣)来总结高风的演讲。都很到位。当然还有印象深刻的是,虽然是老同学聚会,他夫人和小孩打电话来要回去,他稍做解释就离开了。顾家的男人才是好男人啊。

以下内容来自网上热播大国崛起背景材料。

“作为总编导的王缉思并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他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3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即在北大任教,1991年进入社科院美国研究所,1993年担任该所所长,一度曾兼任中央党校战略研究所所长,直至2005年转任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职。

在担任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期间,王缉思开始崭露头角。他的个性谨慎,对国际现势及中国国情的了解也非常务实,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对美国的认识,远远超出美国对中国的认识时,王缉思即举美国众多研究机构及智库对中国的研究人力、物力、财力为例,反驳大陆部分学者及官员的错误认识。”

还要感慨一下,新老三届,真是社会的精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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