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老师伯克利行记

张老师转来了精神食粮，相当开心啊。哈哈。

我也是在那里看到了在校园里休闲游荡的流浪汉，他不一定捧着大部头，但是一定是校园的独特风景。

而最近在看《大国崛起》，每每看到法国先贤祠镌刻的名字，心头就一热，而这恰是启蒙运动的故乡。

英国首相丘吉尔有这样的名言：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肯失去一个莎士比亚。在成为大国过程中，戏剧家莎士比亚的作品提升了英国的人文精神，科学家牛顿的力学定律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英国提供了一个新经济秩序。而温总理在接见教育工作者时问，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大师？

在法兰西思想与精神的圣地先贤祠，正门上铭刻着这样一句话：“献给伟人，祖国感谢他们。”这里安葬了72位法国历史人物，其中只有 11名政治家，其余大多是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多少年来，法兰西共和国一直以其卓尔不群的文化影响力，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

也在搜寻大国崛起的秘密：思想文化影响力，体制创新凝聚力，学习赶超爆发力，科技创新竞争力。不过如果总结起来，我们又会陷入综合国力的纷争。昨天听陈平老师总结中国的发展经验：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结合的“有纪律的手”；宏观选稳定比微观繁荣更重要；混和产权优于单一产权；选择性自主开放战略。我觉得很有见地，但带着鲜明的中庸色彩，那问题就是stella说的，如何把握这样的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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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熟悉如何坐BART了，坐上Green Line就到了伯克利，伯克利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这里可能是各种族学生最多的大学，你可以看到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人，每个人都有点小个性，和一些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到了这个地方，你自然就会想起六十年代的反战运动，嬉皮士，摇滚，学生们聚会游行，持非主流非正统意见的知识分子流放自己，你在伯克利看到一个推着一车子自己家当的流浪汉在读大部头的著作一定不要奇怪，这是伯克利的传统，走在伯克利，会想起美国最有个性的那个年代，思想最为激进的一批人，想起当时的世界风起云涌，法国的红卫兵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知今天的美国人是否还记得这些，伯克利被当年放火熏燎过的砖墙见证着这一段历史，希望这条街，这些楼能够像纪念碑一样一直存在下去，提醒美国人民他们的父辈曾经是富于思考，勇于冲破人类精神的束缚的一代，而不是一群群习惯于快餐和闲逛的大胖子。

说到这些话题，还得说说自由这个概念，很多人听我说起喜欢去伯克利，会说伯克利和北大最像，伯克利是最自由的地方，话里话外的，显示出大多数人对自由的误解，似乎自由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依我的理解，自由的根本意义在于对于他人的尊重和宽容，我不同意你的见解，但是我尊重你的选择，我不喜欢你的做法，但是我能容忍你在不影响别人的情况下自行其是，如果自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个世界就只能靠暴力和强权解决分歧，这是西方世界文艺复兴带来的最重要的人类价值观念，也是中国没有经过启蒙运动的最主要缺失，承认天赋人权，对于同为人类的其他人有承认，尊重和宽容，才有民主制度的可能，同样也才有市场经济的可能，因为市场经济最主要的行为是交换，没有平等和尊重，没有承认和宽容，交换是存在不下去的。

所以，伯克利其实是一个最能体现尊重和宽容的地方，对于伯克利的彰显个性，比如前些年流行全身赤裸，咖啡馆里也能看见一丝不挂的美女，神情自若地看书，聊天，喝咖啡，我们除了要赞叹那些勇于挑战人类精神束缚的人们，还应该歌颂那些面对一丝不挂的姑娘还能神态自若喝得下咖啡的人们。

至于说伯克利和北大最像，作为北大的人，最好姑妄听之。余生也晚，不知蔡元培先生主持北大的时候，是否真的体现了尊重和宽容，至于有人说八十年代北大有思想解放运动，甚至说六四是伟大的学生运动的顶峰，北大是民族精神的脊梁等等，我觉得实在有必要指出其谬误，以上例来说，八十年代我所经历的北大，充其量是光着身子坐在那里喝咖啡（其实是稀饭）的角色，当然这很重要，勇敢而且光荣，但是我认为伯克利的精神还有另一面，也是更重要的一面，那就是尊重和宽容的态度，这才是自由的真正含义。

近一段时间，我一直断断续续在想中国经济发展将要面临的问题，我们是从二层楼开始建立市场经济的，现在楼开始摇晃了，自然要看看人家的地基，我们曾总结过产权（私有权）制度，企业家精神，法律环境这几个关键问题，记得出来之前报纸上说，为了让咸鸭蛋的黄儿油汪汪的，有人居然给鸭子吃苏丹红，此波未息，又有记者揭露，也有人给鸡吃苏丹红，为了让下出来的鸡蛋像土鸡蛋，这样的案例就不是私权和法律制度所能解决，重罚也好，枪毙也罢，市场经济运行的成本将是巨大的，在美国最有效率的市场制度在中国会变成最缺乏效率，而不得不再一次仰仗强权，有人曾经提出过中国宗教的缺失，因为没有信仰，没有敬畏，没有对未来－不管是轮回的来世，还是美好的天堂－的憧憬的向往，自然没有诚信，没有道德底线，甚至没有廉耻和羞愧之心。

我觉得启蒙运动更为重要，中国如果不经过思想启蒙运动，不可能建立民主政治体制，也无法在市场经济的轨道上走的太远，这是伯克利真正吸引人的地方，也是一代知识分子或可开始的也许无法完成的工作，但是历史的责任如此，我们不能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