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共享学习 作者 理查德·诺加德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能源与资源小组教授
翻译 何钢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能源与资源小组博士生
能源与资源小组（ERG）是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一个跨学科的研究生项目，创办之初旨在通过共享学习的过程促进多学科学者之间的交流、创新与合作，并作为项目的核心特点持续至今。1969年，计算机科学与电子工程学系的等离子物理学家奈·伯德索尔(C. K. Ned Birdsall)教授，发起了一个系列研讨会广泛开展了解决资源基础、技术要求、环境后果、以及替代能源前景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等的讨论。此后三十年来，以共享学习为核心，而非某种特殊的环境综合方法，使得ERG成为跨学科的创新与思想领袖。
虽然伯克利有许多研究生项目，但能源和资源小组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发展为适应美国国内的环境和能源危机，并持续关注可持续发展当中的全球环境、文化和正义等问题。ERG展现了三十年的成功，现在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看看我们的开始是多么的幸运，以及一些后来证明是关键的步骤是如何被采用的。
奈·伯德索尔教授发起的研讨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成为每周三傍晚的一道学术大餐，并开始吸引了更多的教师和更广泛的参与者的加入。后来在日程当中还加入了一个与学术研讨会的演讲人一起的棕袋午餐会(Brown bag lunch)，以提供了一个非正式的机会来讨论当前的能源发展以及大学可能如何作出回应等问题。参与的人以物理学家为主，有时甚至是主导了这样的讨论。这部分是因为伯克利劳伦斯国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就在附近，原子能委员会也不久后成为能源部的研究实验室并紧邻伯克利校园。 幸运的是，物理学家们常见的思维和语言并没有影响他们对于罕见的较为宏大的问题的追索，因此吸引和涵盖了来自生物学、法学、政治学、公共政策，城市和地区规划以及人类学等教师的声音。
1970年秋季，我作为农业与资源经济学系的一个年轻的助理教授加入能源和资源小组。 我从小在伯克利长大，并于1961年至1965年在伯克利完成了我的本科学习。我沉浸在西海岸的环境运动当中，在科罗拉多州的环保运动，在被鲍威尔湖淹没前的科罗拉多河格伦峡谷给大卫·布劳尔(David Brower)等人做过河流向导。 1970年，我花了一个夏季的时间学习普拉德霍湾和跨阿拉斯加管道的环境冲突。我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期间，我所做的研究是石油的稀缺性和钻井技术的关系。因此，我也很愿意分享我的信息和见解。
跨学科的交流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我们都是务实的经验主义者，对自然、技术和社会以及万事万物如何运作感到本能的好奇。 我们有了解的需求，不过也受到梦想改变未来的驱使。当时，我们的社会科学家比我们现在更实证，这也使得他们与自然科学家交流更加容易。 此外，奈·伯德索尔确立了讨论的基调，就不同的能源技术对社会，经济和环境带来的影响平和地提出问题。 这些都是分别架构的很好的问题，清晰的展现我们面临的挑战，这是先前的分析框架和个人局限所无法紧密包含的。 我们从各自不同交叉学科的观点和经验的基础来回应，一个星期后发现我们提出了更加困难的后续问题。 社会和环境科学家又更详细地询问有关替代能源技术的细节。 这种共享学习的过程帮助我们避免了我们简单，有时甚至完全错误的假设，因为更广泛的现实可能已逐渐被我们的学科分离。这个小组的吸引了那些愿意从各自舒适的学科和院系的贝壳里探出头来的学者们。这也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领域的问题，许多问题超出了任何既有学科的领地。跨学科的共同努力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探索新思路，提炼要点，稳定我们的立足点的办法。 在能源危机前期和中期小组尚未成型的时期，学术界和政策制定之间的界限很容易交错。 敏锐的观察可能很容易建立，少量的数据和一些简单的推理证明非常有效。 这一“活动家+学者”的精神，分享的过程，分析的风格注入了我们开创的新的研究生项目。 这种在最初约25个教师之间确立的共享学习过程，事实证明是我们早期成功的关键，并确定了这个研究生项目的模式。
到1973年，我们设想一个既能维持教师的互动，又能培养研究生的项目。 我们自身共享学习的经验表明了培养研究生新型职业素养的可能性：他们可以提出有关能源未来跨学科的关键问题，提出现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改变了他人思考的方式，并帮助在这个过程中转变制度化的决策。 我们不想跨学科的培训仅仅是填鸭预先定义的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学科的关键知识。 相反，我们看到了能源和其他社会问题通过通过系统相互作用广泛动态新兴特征。 该学科应该帮助提供经济、社会、生态和技术系统的概念模型。 因此，我们的模式是让学生准备提出新的更广泛的问题，同时提供足够的学科理解并与相关学科的专家共同寻求解答系统性的解答。
我们把ERG看做一个职业的硕士研究生学位，并期望一些学生继续攻读一个更为学术性的博士学位。然而，我们的教育理念并非要求专业。我们既没有课遵循的传统，也不是一个专业可以填补。 我们教育的是一种大胆而好奇的态度，而不是古板的专业学科。 当然，从这些不寻常的开端，我们进展得非常好。
项目执行和早期的成功我们非常幸运。我们小组的一个活跃成员马克·克里斯滕森（Mark Christensen，地质学家）登上了副校长的位置，并争取给我们小组第一个正式的名称和地位，即“能源与资源委员会”。 他接受并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推动、支持和实施了我们所提出的项目方案。不同于校园任何在此之前广泛的研究项目或研究生组，需要给小组安排一个全职教员，以维持和帮助整合分散在各院系的教师的互动学习。 小组拥有全职教师是非同寻常的，因为这意味着校园将有一个全职教师是面向全校，而不是隶属某一个院系或行政院长。
约翰·霍尔德伦(
John Holdren，译者注：霍尔德伦后来成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现任奥巴马总统的科技顾问)成为ERG的第一名教授。 霍尔德伦麻省理工学院的航空/航天本科毕业后在斯坦福大学的等离子体物理学攻读博士，霍尔德伦曾作为研究生与保罗·埃因里奇(
Paul Ehrlich，斯坦福大学教授，《人口爆炸》的作者，也因与Julian Simon教授的“世纪之赌”闻名)探讨环境问题，并随后担任加州理工学院的高级研究员。成为第一位能源和资源教授证明对他本人和我们的项目都非常有利。 霍尔德伦全力推动我们的共享学习。他非常有效地组织和整合了学术界跨学科文化，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和利弗莫尔实验室的研究文化，以及华盛顿的政治和官僚文化。在伯兹奥尔的带动下，霍尔德伦聆听和学习，帮助大家把这些动态过程组织到一起，同时也帮助大家有效地继续推进到下一个问题。 总之，伯兹奥尔和霍尔德伦在小组的教师的坚定和广泛的支持下，开始执行这个尚未得到学术批准的研究生项目。
我们申请研究生项目的计划在第一关就被卡，而类似的项目要通过九层学术，行政，全州委员会的审查，这个过程通常漫长而艰辛。而阿拉伯石油禁运始于1973年末。 副校长克里斯滕森的战略是利用能源危机造成的恐慌和混乱在项目获得学术批准前建立了行政运作，及时危机的存在加速了这一过程，但项目获得批准也已经是一年半之后的事情了。 因此，在未来几年很短时间内，由粒子物理学家转向的生态学家约翰·哈特(John Harte)，自然资源经济学家安东尼·费舍尔(Anthony C. Fisher)，和粒子物理学家转向的政治学家基尼·罗驰林(Gene Rochlin)，与霍尔德伦一起，组成了ERG的核心教职。
由于一开始能源危机非常突出且自那以后强大的跟踪记录，ERG已经能够吸引到优秀的学生。我们特意从范围广泛的专业当中选择学生，其中许多人在本科学习之后已花了数年的时间积极参与社会和环境问题实践。 能源与社会和环境系统分析等核心课程被设计为所有学生的必修课。 然后，我们要求学生要经过不同的学科训练。 学生学术背景和专业经验的范围广泛，这意味着他们已经有能力互为教学，就像ERG的教师探索了多年的那样。然后学生选择自身的项目进行独立研究，并通过研讨会和学习小组，与他们的同学和同学正在做的研究保持联系。大多数人很快发现，他们研究的问题是相互关联的，不同地区做研究的困难也有类似的认识论根源，而他们可以互相帮助。 学生们对彼此的研究项目保持兴趣，因为我们选择的学生是具有大视野的学生。
当时工程类的学校都强调传统的技术和资源，ERG的教师和学生都积极追求更新颖解决能源效率的可能性。 我们的教师和学生记录不同国家能源使用的差异，参与家庭能源审计，并帮助公用事业委员会看到，节省一度电等同生产了一度电。 我们阐释了追求老的能源道路的环境和社会成本，并帮助确定可再生的替代能源。 我们也做了其它一些重要工作，如酸雨、核安全、核电管理的社会要求和分布式电力系统的可能性。 我们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和大背景联系在一起的，包括将来可能的情境。这使我们与众不同。
我们的做法证明是成功的。 经过两年的研究生课程内与学生和教师的互动，我们的之前是工程训练背景的硕士毕业生已经能够用经济术语提出问题，即使一个常规训练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在公共事业委员会也感到棘手，在监管过程开放能源效率的可能性被视为等同于能源的供应。之前是经济学训练背景的研究生也能提出复杂的环境问题，以及之前为环境科学背景的毕业生已经能够难倒工程师了。 用更深层的问题结出与学科和专业的传统训练的枷锁，提供了为追求强调这些问题的相互关联性的新的解决方案的可能性。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LBL)的物理学家与我们小组互动，建立了一个能源和环境部。 LBL的这些发展对于ERG的成功极为重要。 该实验室能够带来大量新的研究资金来研究替代能源路径的影响，特别是节能的可能性。 ERG拥有聪明、勤奋的学生，有创造性和批判性见解的老师，其中优秀人才的想法在实验室可以进行测试。LBL的资助对学生是非常有益的，而且相当数量的学生后来在实验室找到了工作。 随着实验室和校园计划携手合作，研究成果比两相分离要大得多。
加利福尼亚州比其它州对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做出了更为激进的回应。 加州大学成立了一个研究所支持能源研究，其中早期大部分进入了ERG。 加州还成立一个能源委员会，以寻找替代能源的未来，ERG的毕业生也担任要职。 公共事业委员会回应，新的政策措施和程序，以提高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技术，ERG的校友是理想的工作候选人以承担这些新的努力。 没有比这更好的状态了，老师成为一个活跃的能源学者，学生学习变化的可能性，或校友准备接受一个挑战性的工作。
回想起来， ERG在能源危机之时快速起飞并持续飞行，但其飞行方向和高度却依赖于主要人员的优质的工作，以及伯克利作为一个绝佳的研究生学习的场所的状态。 ERG在第一个六年当中受惠于跨学科的进程和创始人的大格局。 人物的角色，我们之间的对话，以及如何将此融入吸引和培养研究生的过程当中被证明是非凡的。 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端，但这个舞台是在20世纪70年代设置的，当时还没有多少人提出新的问题，利用有限的数据做基础的计算，并公开发表观点。现在时代变了，ERG提出挑战性的新问题的风格也注定要保持开拓新的疆土。
拓展我们的任务我们确实也从国内转向国际的能源问题。 20世纪80年代，走出我们自己的文化和制度基础，ERG日益认识到，没有能源和资源问题，只有人的问题。之前受科学与工程专业训练的学生的开始利用ERG自然过渡到社会科学。 地质学家成为政治学家，物理学家转型为社会学家，并无因为他们之前的自然科学经历而妨碍他们转型。我们显然变成了一个被证明是有吸引力和继续完成学业博士学位的研究生项目。80年代， 我们的招生人数也从25个硕士研究生和几个博士生增长到硕士和博士各25人。 现在，虽然硕士数量仍然相对更大，在读博士研究生的数量增长到35人。 这种转变虽然稳步发生，但事后看来它却是一个革命。
在20世纪70年代，教师和学生们在“结绳”探索，追求环境，经济和公平问题，但这根“绳子”是牢牢固定在能源危机上的。 但是20世纪80年代初，这次危机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悲剧，并与其它的问题一起受到关注：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环境正义，以及地方社区和土著的角色等。 教师和学生的研究兴趣也因此拓展开来，很多参与者可能开始做得与能源没有直接关系。我们项目的名字是能源
和资源，因为我们预见到其他因为资源驱动的系统性危机。 我们想到了物质世界中的其他要素，但我们并没有预想到社会科学中由于社会因素及其动态驱动的危机的其它平行要素。
有了这个视角的转变，ERG对于思考社会和环境系统作出了新贡献。 我们的学生作出了早期一些关于环境正义最好的概念和经验研究。拥有良好的工程在环境科学背景，他们在环境历史、科学和技术的社会研究等方面都做出了贡献。 因为没有受到单一学科文化的限制，他们已经把新古典主义推理推向了连经济学家都惮于触及的地方。 我自己的很多工作在80年代也转向了从一个知识、价值、组织、技术和环境系统协同进化的角度来认识社会和环境变化。我从那里进入更广泛的甚至抽象的认识论，如何将环境挑战引发的新问题与关于我们如何认识问题的问题关联。 因此，我开始认为，现代感知世界的方式，我们如何认为我们知道的信仰，以及我们如何围绕这些信仰组织自己，我们基础的能源和环境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
这一转型相对平稳，但绝非易事。 它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扩大研究领域，而不是转型到社会科学领域，因为同时在环境科学的前沿，约翰·哈特和他的学生对我们理解生物多样性和气候变化的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而这些同步的进展一直持续至今。 70年代，集中在的全校的学术对话讨论的能源问题变得过于分散，以至于很难吸引我们参与创立项目的教师们定期参加周三座谈会。 另一方面，学校也招聘了许多新教员，得小组相关教师的总人数稳步增长到100左右，但不同的教师会出现在不同的研讨会上。 由于我们的社会调查从能源的需求弹性和环境价值评估转向物质主义和现代价值观的历史根源，我们吸引了一些对实证主义持批评态度，并使用更艰深学术语言的社会科学家。
我们转型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约翰·霍尔德伦仍然是一个日益活跃和成功的公共科学家：他先后担任过帕格沃希研究所、美国科学家联合会、国家科学院和克林顿总统的科学委员会等机构的要职。 我们当中的其他人也因为年龄、经验的增多有更大更多的专业和公共服务，尽管程度远不如霍尔德伦。 他因此也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在东海岸，这也直接导致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转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任职。
研究话题广度的增加以及教师校外活动的增多，两相叠加，使得要维持这样全校的整合的对话变得越来越困难。虽然教师仍然对这个项目非常热心，有很多原因，比方说可以招到优秀和富有挑战性的学生，现在越来越多地在博士生和核心教师之间的整合过程，主要包括博士生研讨会和学生发起的研究小组等。 我们的博士项目从学术的角度是非常成功的。在过去的五年里，ERG的博士毕业生已经在包括伯克利大学在内的一流学术机构任职，领域包括环境正义、城市生态学、环境史、环境地球物理、生态经济学、陆地生态学、替代能源技术、环境政策、理论生态学和政治生态学等。
另一个重要的挑战是如何处理与经常变化的校园管理部门的关系，我们必须不断地取得成功以持续加强我们的地位。能源危机已经是遥远的过去，要说明我们的项目如果帮助教师和学生系统地了解主要的问题并不容易。当然，我们也许未能有效传达我们是如何真正运作，也经常用管理人员可能理解的短平快的跨学科的陈词滥调描述自身，或着依赖某个特定教师的声誉。 学校管理部门已开始约每五年对ERG进行学术审查。 每一次审查的关键问题也一直是个行政问题：“为什么ERG是一个全校范围内的研究生项目，是一个有自己的教师的完整项目，而不是某一个院系，被一个有明确任务界定的院长管理？”并有学校一些院系的院长对我们的优势，或至少我们的教师职位感兴趣。比方说工程学院，与其像其他学院一样聘用技术和社会方向的教师，不如把ERG纳入旗下，所以有周期性觊觎ERG的想法。还有自然资源学院，在内部重组尚未完成期间，有时也把ERG作为天然的一部分。 通过吞并ERG，伯克利公共政策研究生院也将更好地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竞争。 幸运的是，在学校管理人员的记忆当中，虽然有多个院长试图吞并我们，在小组内来自各个院系教师的支持下，ERG仍然保持独立。
重要教训ERG生存下来并以新的方式展现卓越的有多种原因，使我们认识环境并发展和抗拒了来自校园主管部门变化的挑战。
首先， ERG的最初历史，我们在招生、延揽和加强优秀和有经验的学生方面已经建立了全国的声誉。 我们的毕业生，使用经验为基础提出创新的简介，在各种场合都作出了积极的改变。 现在，有些毕业生已经居于显要的位置，之前的学生证明也有助于激励新的申请人。 因此，我们持续的有一个非常强的申请人库，每年从中我们可以从中筛选一个令人兴奋的、互补的学生组合。
第二，共享学习的传统，特别是在博士生之间，即使在转型后仍然持续。 广泛的系列话题意味着学生一起上课的机会也变少。 这减少了在两年当中以课程学习为主的硕士研究生的共享学习的机会。 但这一进程在核心教师和博士生之间一直持续下来，现在这由一个更大的群体组成，他们还通过每周的研讨会自己组织相关研讨。 因此，即使学生也必须选修大量的课程，并挑选一个具体可行的研究项目，但他们继续通过非常广泛的关乎人类状态动态的话题互动。
第三，ERG一直有各个学科教师和院系的学术支持。许多环境相关项目的教师抱怨某一门学科的局限，同时表示他们已经共同开发了一种替代的更好的方法。 我们往往强调每个学科如何帮助我们看到整体。 我们避免信奉某一种ERG的方法，单一综合理解的方法，往往是某个具体学科容易质疑的目标。 可以肯定的，特别是教师，以我为例，也许不拘泥原有的学科文化，并公开批判同行的某些假设和价值。但我们把文化方面和这些科学的方法和知识有效的区分开来。甚至我本人，以及其他核心教师，还在各自原来的学科发表文章。 因此，ERG作为一个项目尊重其它具体学科也受到其它学科的尊重。
第四，许多学生在校园内选修了最困难的课程，有一些他们的本科训练无关的课程。我们的许多学生不仅在这些课程当中做得非常好，也往往提出了最有创意、最富挑战性的问题。 这保证校园跨系的教授将继续允许我们的学生选修他的课程，同时在他们的工作之外指导我们的学生并与我们的学生合作，并继续考虑可持续性的问题。这种强调跨学科的思路有惊人的效果。 ERG成为公认学生可以成功从物理转到社会学的地方，就像有的学生已经是这样做的。 更一般地说，学生从自然科学或工程进入到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 然而，也有一个学生从英国文学转到工程，还有一个从耶鲁大学神学院转到工程学位。 这些学生保留了他们的最初的训练，已经和善于问广泛问题的学生一起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但也学习如何适应新的学科文化。
第五，我们的项目有跨学科的核心师资：转向核安全的物理学家、陆地生态、以及替代能源的发展和了解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家等。因此，核心教师，并不是一些学科学者的集合，告诉学生去拓展更广泛的问题，却各自追求自身狭窄学科的研究。 相反，我们体会并同情学生们在跨学科学习当中体验的喜悦和困难。因为他们在整个学科的学习。核心教师在作为学生的导师的同时，也能够接受新的思维方式。
第六，学生们大多发起自己的研究，而不是把自己置于他们的教授的研究当中。 ERG的问题更像是社会或人文科学的研究生项目，资金永远是一个挑战，但学生们更可能去追求自己的想法。 ERG吸引风险承担者，他们独立生活，但他们通过他们各自的研究研究确定了我们这个项目的特点。
第七，我们获得了全校各院系附属教师的持续支持。我们初期作出的一个最明智的决定，是拿出0.33个教职作为轮值项目主任，从而使得其他院系的教授因为担任项目主任而更愿意和我们合作。
第八，我们许多核心教师也持续积极参与现实世界的政治和政策问题及进程。 我们倡导政策声明，在立法机构面前作证，并担任各机构的科学顾问等。 比方说我，我曾经国际社会和生态经济学会的主任，担任美国环保署的科学顾问委员会委员，同时是进步再定义组织与生态公平研究所的理事会成员，作为参与者参与许多其他非政府组织，作为我在ERG的一部分角色。 我们还会选择录取活跃倡议的学生，当然要是能问好的问题的活跃倡议者。 我们也支持我们的学生继续参与政治。 当然，我们的倡议活动，就像我们的学术研究，不是如早期集中在能源危机上。 当面临如何能成为一个学者和活动家的挑战时，我们的回应是不成为一个活动家也是一个政治声明，因为表明你认现状及其所有问题。 我们质疑这个制度，而不是仅仅试图在系统内做一些事情使其变得更好，因为我们的能源、环境和社会制度系统化地走错了路。
未来以上八点经验总结代表了ERG成功的过去。我想这些也可以为其他项目提供激励和参考。 与此同时，他们也奠定了ERG未来的基础。最近的发展表明我们已踏上了新的征程。 新的核心教师没有了最初教师创业时的条件，主要是因为没有那么尖锐的危机，恰恰是多学科交互孕育新的职业的时期。 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时更加成熟。但这种复杂性和成熟度，并没有转化为一般的跨学科的能力和信心。事实上，一定程度上在学科文化当中仍更为舒适，因为他们已经发展成为历史，要开展能源、环境和可持续性的结合研究工作，虽然仍有边缘化，但已经赢得尊重。与此同时，传统约束的学科相比三十年前也提出全新的问题。
有许多跨学科的新问题我们可以研究，但把能源和环境两个词绑在一起不意味着自动提供了学术的组织基础。可持续发展曾经是我们一段时间努力的方向，但现在它已被太多利益相关人用太多矛盾的方式所应用。 此外，就我所知，人类进步的愿景也已经严重褪色。可持续发展有异乎寻常的缺点，但它提供了一个平台从更高的层面论证争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具体细节使我们提升自己。我们集体意识当中的远见空白已经被日益增长的毫无意义的消费、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公然为企业而设计的全球化所填补。 学术界很少有人在想谈论这些事情，或者其它问题比方说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外部和内部的根源。 然而我们有可能突破这一困境，因为消费主义、全球化及公司王国受到草根运动的质疑，也被自身的失衡和不忠所威胁。
上世纪70年代的环境和能源危机提出了民主社会有关科学家和改革治理角色的严重问题。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现代社会探索出新的答案，并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与此同时，气候变化以及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复杂性，公司政治的“发声科学”，以及学术界的“科学战争”已经提出全新的问题。 对我来说，环境危机的可持续性问题出现在那些更大的社会和科学挑战相互作用之中，必须重视但也更难以解决。 但我知道，要更好地正视和应对危机，没有比跨学科共同学习和学术行动更好的过程了，而这恰是ERG从能源危机开始就一直致力于培养学生的素养。
致谢：奈·伯德索尔，约翰·哈特，约翰·霍尔德伦对细节的直接建议。南希·瑞德（ERG， 1992），佩奇·巴雷特和杰夫·蔡斯提供了有益的编辑评论。 那些让这个项目成功的学生及其研究项目的题目和论文的完整清单可以在如下网站找到。
http://erg.berkeley.edu
